老弗里茨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透过大厅的窗户，他看到弗里德里希正蹲在一个年轻法国士兵旁边，笨拙地帮他包扎手臂。

他愣住了。

“小孩心肠好，”中士说，“这年头，难得。”

老弗里茨没有接话。他只是看着窗内的那幅画面——他的儿子，一个普鲁士容克的儿子，正在帮助一个穿着法国军服的敌人。他不知道该感到骄傲，还是该感到愤怒。

他只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他快认不出来了。

四

晚上，玛丽在厨房里忙了很久，用仅有的土豆和咸肉煮了一大锅汤。这是给那些法国伤兵准备的——不是她有多善良，而是老弗里茨说了一句话：“他们住在这里，不吃饱会出事。”

弗里德里希帮她把汤一碗碗端出去。那个叫让的年轻士兵接过碗时，对他笑了笑，又说了句“merci”。

大厅里弥漫着肉汤的热气和伤员的低语声。有人在小声聊天，有人靠在墙上闭目养神，有人在用纸卷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烟草。弗里德里希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他能感觉到，这些人和他父亲手下那些普鲁士士兵没什么两样——都是普通人，都离家很远，都在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的“回家那一天”。

他端着最后一碗汤，走上楼，去给重伤员送。

楼上那间最大的客房里，躺着五个法国伤兵。有两个是腿上的伤，躺在那里动弹不得；有一个烧得人事不知，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还有两个是手臂或肩膀的伤，正靠坐在墙边低声交谈。

负责照看他们的是一个法国军医，三十来岁，瘦削，眼神很疲惫。他接过弗里德里希手里的汤，点了点头，然后继续低头给那个发烧的伤员换敷布。

弗里德里希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烧得满脸通红的法国人。那人很年轻，可能也就二十出头，嘴唇干裂，眼睛半闭，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他听不懂法语，但他能听懂那种声音里的痛苦。

“他叫什么？”他问军医。

军医抬头看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德语回答：“皮埃尔。才十九岁。”

弗里德里希沉默地看着那个叫皮埃尔的法国士兵。十九岁，他想，比我大十一岁。如果战争再打下去，再过十一年，我会不会也躺在这里，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胡话？

他不知道答案。他只知道，这个夜晚，在这间曾经是他祖母卧室的房间里，躺着一个来自法国的、和他毫无关系的年轻人，正在和死神搏斗。而他——一个普鲁士容克的儿子——站在这里，手里端着的汤，是要给这个人喝的。

楼下传来低沉的歌声。

弗里德里希走出去，站在楼梯口往下看。大厅里，那些法国士兵正在唱歌。他听不懂歌词，但那曲调很慢，很忧伤，像是某种思念什么的声音。有人吹起了口琴，呜呜咽咽的，把那种忧伤拖得更长。

让抬起头，看到他站在楼梯上，冲他招了招手。

弗里德里希走下楼，在让旁边坐下。

“这是我们家乡的歌，”让说，用他那磕磕绊绊的德语，“唱的是……一个女孩，等她的男人回家。”

他顿了顿，似乎在努力找词。

“战争，”他说，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外面，“我们不喜欢。但是……命令。你懂吗？”

弗里德里希点点头。他想起父亲书房里那本《普鲁士军制》上写的：“士兵之荣誉，在于绝对服从命令。”

“我父亲也说过，命令就是命令。”他说。

让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表情。

“你父亲……是军人？”

弗里德里希点点头。

“在耶拿打仗？”

弗里德里希又点点头。

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指了指老弗里茨平时坐着的那把椅子——此刻那把椅子是空的，老弗里茨还在院子里没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