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您在这个房间里，是唯一一个只考虑海军的人。”希佩尔说，“陛下考虑的是德意志帝国的尊严，舍尔考虑的是公海舰队的士气，我考虑的是——我们还有什么筹码可以押上牌桌。”

他顿了顿：

“只有您，元帅，只考虑这些战舰如果沉了，德国海军还剩什么。”

寒风呼啸。

提尔皮茨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声音比之前更苍老了：

“希佩尔，你今年四十八岁。”

“是。”

“你知道我像你这个年纪时，在想什么吗？”

希佩尔没有回答。

“我在想，德国什么时候能有一艘无畏舰。”提尔皮茨说，“我在帝国议会舌战群儒，和那些根本分不清巡洋舰和护卫舰的议员们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舰队法》。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只为了让船坞里那堆钢铁能早一天下水。”

他停顿：

“后来我们有了拿骚级、赫尔戈兰级、国王级、俾斯麦级。全世界都在说，德国海军从第六变成第二了。皇帝在基尔运河开通典礼上拥抱我，说我是德意志的海权之父。”

他的声音低下去：

“可是希佩尔，你知道吗。每次我看见一艘新战舰下水，我想到的不是它有多强，不是它能击沉多少敌舰。我想的是——”

他停住了。

过了很久，他才继续说：

“我想的是，如果有一天它沉了，舰上那些年轻人，他们的母亲会在港口等多久。”

没有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