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他持父亲书信，前往横滨拜访梁启超。其时梁启超正忙于组织政闻社、推动立宪请愿，同时笔耕不辍，在《国风报》上连载《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学术著述。见到故人之子，梁启超颇为欣喜。他早已从陈三立信中及友人处听闻陈寅恪早慧之名，一番交谈下来，更觉此子学识根底深厚，思维缜密，见解往往超越年龄，殊为难得。

“贤侄家学渊源，又兼通新知，殊为可喜。”梁启超赞叹道，“如今治学，诚如令尊所言，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尤以史学研究，非有贯通中西之眼、剖析毫芒之功，不能有所创获。汝有志于比较语言学与历史，此正沟通文明、理解变迁之钥匙，前景广阔。”

他热情地邀请陈寅恪常来讨论，并开放自己的藏书供其阅览。陈寅恪从此多了一位良师益友，在学问上获益匪浅。他从梁启超那里，不仅接触到更系统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父亲那一代维新志士的思想脉络与时代局限。有时，他会将梁启超的某些观点与父亲平日的议论相比较，在差异中思考中国读书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时的不同路径选择。

留学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经济的拮据、思乡的愁绪、以及目睹国事日非、留学生中激进与保守思潮激烈冲突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时常困扰着他。他将这些感受写入日记和寄往家中的信里，但语气总是克制而理性的，多谈学问见闻，少发牢骚感慨。他知道，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坚韧而澄明的求索者，而非多愁善感的文人。

一次，他在上野图书馆偶遇一位湖南籍留学生，竟是原时务学堂学生、后参加自立军起义牺牲的林圭的堂弟。两人谈起往事，对方对清廷充满切齿仇恨，力主革命排满，并试图介绍陈寅恪加入某个秘密反清团体。陈寅恪婉拒，坦言自己志在学术救国，并引用父亲的话：“暴力破坏易，文化建设难。然无文化之建设，纵使政体更张，国民精神依旧蒙昧，国家终难真正强大。”对方虽不以为然，但亦佩服其见识与定力。

这次经历让陈寅恪更深切地体会到父亲叮嘱的深意。在这个热血与愤怒极易点燃的时代，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是何其艰难，又何其必要。他更加埋首书斋，将时代的喧嚣与个人的忧愤，转化为求知问道的持久动力。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儿在此间，愈觉学问之海无涯，而生也有涯。惟当摒除杂念，撷精取粹，以期将来或能于文化存续、学术新知有所贡献，不负父亲教诲与家国期望。”

三

几乎与陈寅恪东渡求学的同一时期，千里之外的广州，丁惠康生前致力的一些事业，在其逝后，正由李素芝和部分学界友人，以一种安静而坚韧的方式，悄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