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九八六年。

赵鑫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报表。

第一份是《故土之心》的票房统计。

台湾地区，累计观影人次九十三万，新加坡三十七万，马来西亚四十二万，香港五十九万。

加上周边和原声带，总收益突破四千三百万港币。

他看了一眼，旁边那份同期港片票房统计。

那一年香港上映的九十三部电影里，讲家族离散、故土乡愁的，只有《故土之心》一部。

其他九十二部，要么是功夫片，要么是喜剧片，要么是警匪片。

四千三百万，比第二名高出整整一倍。

第二份是观众来信的摘录。

台北一个老兵写：“我娘要是还在，她肯定看得懂。”

槟城一个橡胶园工人写：“我阿公就是郑水生那样的人。他走的时候我六岁，现在我六十二岁了。”

新加坡一个年轻人写：“李光耀那滴泪下来的时候，我爸哭了。可他总跟我们说，他这辈子没哭过。”

第三份是第七届金像奖的报名清单。

一百二十三部片子，香港五十一部，台湾三十四部，新加坡十五部，马来西亚十一部，菲律宾四部，泰国三部，内地五部。

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这是华语电影史上报名最多的一届。

周慧芳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新到的传真。

“赵总，新加坡那边，又送了一份材料过来。”

赵鑫接过来看了一眼。

是李光耀办公室，发来的公函。

内容很简单：

李光耀将于十二月十五日访问香港。

期间希望与赵鑫会面，并邀请他参加一个非正式的晚餐。

出席者名单上，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以及几位新加坡电影人。

赵鑫把公函放下。

周慧芳问：“赵总，去吗？”

赵鑫点点头。

“去。”

周慧芳出去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凤凰木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还在，硬硬的。

他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那天。

十一年过去了。

他制作了好几部电影，拿了戛纳金棕榈、威尼斯金狮、柏林银熊，办了七届金像奖。

建了一个文化保障基金，签了几十个艺人，投了几十个新导演。

那些数字，他平时很少去想。

但此刻他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忽然想把它们加起来。

加起来是多少？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台湾的老兵在等，槟城的工人在等，新加坡的年轻人在等，上海的那个老导演也在等。

他们等的，不是他的电影。

他们等的是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他还没想好，但他知道那个东西正在长。

就像凤凰木上那几个芽点。

很小。

但它们每天都在生长。

十一月二十日，台北万里乡。

侯孝贤坐在剪辑台前，面前摊着一沓新写的稿纸。

杨德昌走进来，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老侯，你又写什么呢？”

侯孝贤抬起头，“《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