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周票房一般，第二周开始往上走，第三周台北的几家戏院开始加场。

有记者来采访。

问他对票房有什么期待，他说：“有人看就行。”

后来真的很多人看。

不是那种万人空巷的看，是慢慢的口口相传，今天你告诉我，明天我告诉他，后天他带着全家去。

一直到今年这个时候，还在一些小戏院里，断断续续地放着。

杨德昌那部《恐怖分子》，也一样。

上映的时候被骂太冷、太闷、看不懂。

骂着骂着，那些骂的人忽然发现，自己怎么还在想着那部片子？

想着里面那些人物，那些走投无路的眼神，那些沉默的长镜头。

想着想着，又去买票看了一遍。

侯孝贤把便当吃完，放下筷子，看着剪辑台上定格的画面。

“德昌，你说那些人，为什么要看第二遍？”

杨德昌想了想：“因为他们第一次没看完。”

“什么意思？”

“第一次看的时候，他们带着过去的自己进去的。看到一半发现不对，那个过去的自己，接不住这片子。所以得再看一遍，换成新的自己进去。”

侯孝贤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个说法，跟我妈说的差不多。”

“你妈说什么？”

“她说，有些东西，要等长大了才看得懂。不是东西变了，是你在变。”

杨德昌笑了一下。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剪辑室的门又被推开，进来的是朱天文。

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看见杨德昌也在，愣了一下：“都在啊。”

侯孝贤问：“谁的信？”

“香港来的。”

她把信递过去。

侯孝贤接过来，拆开，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他看完，递给杨德昌。

杨德昌接过来看。

信很短，是赵鑫的字迹：

“老侯、德昌：第八届金像奖报名截止到三月底。《悲情城市》剪完赶得上吗？赶不上就第九届。不急，慢慢剪。”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辉哥的关门弟子启生今天出师了。辉哥说他可以自己去写东西。回头让他给你们寄小样。”

杨德昌看完，把信还给侯孝贤。

“金像奖那边还在等。”

侯孝贤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天文，你觉得赶得上吗？”

朱天文想了想：“赶是赶得上，但会赶得很急。粗剪还要两个月，精剪至少要三个月，配乐、混音、字幕，零零碎碎加起来，最快也要六月。”

侯孝贤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