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5年独立那天，在电视上哭，不是因为怕，是因为累。累了几十年，终于可以哭了。”

他转身。

“你电影里郑家父母写了七年信，一封都没寄出去。我母亲那八个月写的信，一封也没寄出去。我1965年以后写的信，都寄出去了。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那个‘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被踢出去的地方’，建起来了。”

他走回桌边，拿起那份《故土之心》的拍摄计划。

“你们的电影，我支持。所有资料开放，所有场地优先安排。条件只有一个。”

他看着许鞍华。

“把那个地方，拍出来。不是拍我，是拍那个地方。拍它怎么从一片沼泽，变成一个有人写信、有人收信、有人回信的地方。”

许鞍华点头。

“我会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的水泥庙里，多了一样东西。

一张电影票根，压在关公脚下。

旁边是三炷香，已经燃尽，只剩三根细白的香骨。

他从屋里，搬出一张小马扎。

坐在庙门口，晒太阳。

收音机开着，放的是一首老歌，周璇的《月圆花好》。

他跟着哼了两句，跑调了，自顾自地笑起来。

隔壁李婶，端着一碗面线过来。

“周伯，冬至了，吃碗面线。”

他接过来，低头吃了一口。

“李婶，”他忽然说，“我昨儿个梦见俺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