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叶，在暮色里一片一片暗下去。

九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那粒骨朵，今早威叔量过：四点一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用铅笔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横线很重，纸页被划破了一小道口子。

谭咏麟蹲在旁边看。

他今天没去录音棚。

新专辑《想将来》已进压片厂，八月十三上市。

四白金印量，鑫时代给他放了一周假。

他没回家，开车到清水湾。

“威叔，你说这树，是不是也有记性？”

威叔把本子合上。

“树没记性。人有。”

“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花？”

“它不知道。”

威叔站起来，膝盖响了，像谢晋在威尼斯领奖台那声响。

“它只是等。等着等着，时候到了，就开了。”

谭咏麟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11月22日，红馆那场演唱会。

两万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写信。

他站在台上，唱那首《月光光·1980》。

唱到“太平归来做新郎”时，台下有个阿婆站起来，举起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模糊，边角磨损。

她把照片举过头顶，举了整整三分钟。

他没敢看那张照片。

他怕自己会哭。

现在他蹲在凤凰木下，忽然问威叔：

“你说那个人，后来收到信没有？”

“哪个人？”

“红馆那个阿婆。她写给谁，我不知道。但她举照片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威叔把喷壶放下。

“阿伦，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她站起来举照片，不是让你看见。”

“那是让谁看见？”

“让她自己看见。”

威叔拎起喷壶，往食堂走去。

“那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人的。是写给她自己的。”

谭咏麟蹲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