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把那碗银耳羹喝完。

莲子剩了三颗，在碗底。

“大雯。”

“嗯。”

“明年四月，那盆茉莉开了，给周师傅寄一枝。”

徐大雯把拢在手心的米粒，倒进灶台边的陶罐里。

那是她三十年的习惯，洗米时漏掉的，一粒不扔，攒着喂弄堂口的野猫。

“你自己寄。”

谢晋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上海九月的暮色，从梧桐叶的缝隙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映出铜钱大小的光斑。

他想起1968年冬天，蹲在牛棚墙角堵风的时候。

风从砖缝钻进来，他用棉袄塞住缝。

棉袄太薄，风从棉花里又钻出来。

他蹲了一夜。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

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那双手，后来拍了二十七部电影。

此刻他把这双手，平放在藤椅扶手上。

黑胶布边缘翘起一角，他用指甲按平。

“大雯，你说周师傅那十二个名字，他记了多久？”

徐大雯正在收拾碗筷。

“他说是1978年开始想的。想了三年。”

“三年，十二个名字。”

谢晋的声音很轻。

“那些名字，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替他阿爸写。这不是记性，这是…”

他顿住，没说下去。

徐大雯把碗放进水盆。

“是什么？”

“是归处。”

谢晋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些名字，不管记得全不全，它们有个归处。周师傅的归处，就是替阿爸把名字写下来。我的归处，是把周师傅这些人拍下来。你呢？”

徐大雯没回答。

她把水龙头拧小，让水流细细的，像1968年那些冬夜，她偷偷给他送饭时，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我的归处就是把这碗银耳羹，炖到你喝的那天。”

谢晋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