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上海。

谢晋到家时，是傍晚六点十七分。

徐大雯把银耳羹，从保温桶倒进青花碗。

碗边磕了一道细纹，是1962年大儿子打碎的。

她用鸡蛋清粘过三次，每次都用同一根竹签，抹平裂纹。

“金狮呢？”

“在香港。”

谢晋把中山装脱下，挂在门后的木衣架上。

袖口那两寸余量，被他的汗浸成深色。

徐大雯没问为什么。

她把银耳羹，放在方桌靠东的位置。

那是谢晋坐了二十年的位子，藤椅扶手的黑胶布，今年三月又换过一次。

“周师傅来过电话。”

谢晋刚拿起勺子。

“他说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得十二个。剩下四个，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想问问你，能不能用‘无名氏’。”

谢晋把勺子放下。

“你怎么说？”

“我说，你八月二十号才回。”

徐大雯坐到对面，把散落在桌面的米粒，一粒粒拢进掌心。

“周师傅说，那我等到八月二十号。”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莲子浮在汤面，红枣去了核。

他忽然想起1980年冬天，周永和第一次来北京电影厂。

五十三岁的修表师傅，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四寸，折了三道。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不肯进来。

“谢导演，我就在这儿说。”

“您说。”

周永和把一块旧怀表，从内袋掏出来。

“这是我阿爸留在槟城的表，1942年走的，人没回来，表托人带回来了。”

“表坏了三十九年。1978年我把它修好了。修好的那天晚上，它走了三个小时，又停了。”

他把表放在门框上。

“您要是觉得我这脸能上镜，我就来。要是不能，这块表给您，做个念想。”

谢晋拿起那块表。

表盘裂了一道缝，时针指着三点十七分。

“周师傅，这表是你阿爸几点走的？”

周永和沉默了很久。

“1942年3月17日。下午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