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个位置空着。

两小时十七分后，银幕全黑。

片尾字幕缓缓滚动：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把信留在钢琴上的人。”

六百人的戏院，六百个人坐着没动。

没有人鼓掌。

不是不感动，是鼓不下去。

手抬起来，发现太重。

不知过了多久，第三排有人站起来。

黄月萍转身，对着满场观众，慢慢鞠了一躬。

她没说话。

那枚纽扣在她领口，在黑暗里闪了一下。

八月一日，《槟城空屋》首周末票房统计出炉。

香港：一百三十七万。

新加坡：九十二万新元。

马来西亚：七十八万令吉。

台湾：未上映。

但台北三家艺术影院，以“学术观摩”名义连放七天。

场场爆满，排队的人，从武昌街绕到汉中街。

《联合报》影评版，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形容这个现象：

“过境风。”

八月三日，谭咏麟的《想将来》专辑，进入最后宣传期。

他在电台接受访问，主持人问：阿伦！听说你这张专辑改了四版？是不是公司给你压力？

谭咏麟靠着录音室的高脚椅，想了想。

“不是公司给我压力，是我给自己压力。”

“为什么？”

“因为有一年在伊丽莎白体育馆，开完演唱会，有个观众在场外等我。她六十多岁，塞给我一个信封，说：后生仔，多谢你替我阿公唱那首歌。”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一九四八年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船票背面写一行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那个人的阿公，一九三八年从槟城回国抗日，一九四八年从韩国战场辗转来港，一九五二年肺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