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然知道威尼斯,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世界电影人的圣殿。
中国电影从未入围过主竞赛单元,更遑论获奖。
如果他的片子,能去威尼斯。
他睁开眼,看着窗外那些芽苞。
“小赵。”
他说,“这片子不合主旋律。就算拍出来,在国内也不能公映。”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息。
“谢导!”
赵鑫顿了顿。
“我游过来那年,在海里快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后来我挣到钱了。可我妈不在了。”
“我这辈子,没办法让她吃上我挣的饭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
“您这片子,不是拍给审查委员会看的。”
赵鑫说,“是拍给您母亲、拍给林国栋的妻女、拍给沈静仪、拍给所有应过、叫过、等过的人看的。”
“威尼斯能看见他们吗?”谢晋问。
“能。”
赵鑫说,“全世界都能看见他们。”
窗外起风了。
梧桐枝条轻轻摇晃,那些小芽苞跟着晃。
谢晋想起母亲。
想起她教他煮粥那天,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
想起她走之前三天,还让妹妹扶着她坐在床头。
想起那碗蛋花汤,十九朵,每一朵都是圆的。
“小赵。”他说。
“嗯。”
“八十万港币,折成人民币是多少?”
赵鑫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声。
“谢导!”
他说,“您别管钱的事。您只管把片子拍好。”
谢晋没笑。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握着话筒的手。
骨节微微泛白,六十三岁了。
这只手还能不能掌镜,能不能分镜,能不能在片场一站十几个小时,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他想拍。
“让我考虑几天。”他说。
“好。”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谢晋没有出门。
他把《家的生物学》剧本,从头到尾读了三遍。
第一遍读情节,第二遍读结构,第三遍读那些写在行间的、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东西。
他读到了母亲的蛋花汤。
他读到了妻子的暖水袋。
他读到了林国栋的糖水勺。
他读到了沈静仪的铜镜。
他读到了自己二十年前写在分镜稿边缘、后来又划掉的那行字:
体温,是母亲体内,烧掉的最后一铲煤。
他划掉它,是因为觉得太直白。
现在他知道,那不是直白,那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