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赵鑫的电话打到家里。

谢晋没料到。

往常都是他打过去，赵鑫接。

赵鑫很少主动拨内地长途，线路不稳定，有时拨通了也听不清。

“谢导。”

赵鑫的声音里，有谢晋不熟悉的东西。

不是急切，是某种压不住的、即将出口的东西。

“剧本写完了？”

“……写完了。”

“您下一步怎么打算？”

谢晋沉默了很久。

窗外是上海十二月的天空，灰白，梧桐叶子早落尽了。

他握着话筒，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条。

上面鼓起一排排细小的芽苞，硬硬的，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

“小赵。”

他说，“这个片子，上影厂不会投。”

赵鑫没接话。

“成荫说得对，我这回心太大了。”

谢晋说得很慢，像在确认什么。

“拍哺乳动物，拍母亲和孩子，拍应答，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电话那头，赵鑫的呼吸声变轻了。

“所以呢？”赵鑫问。

“所以，”

谢晋顿了顿，“先放着吧。”

这句话说出口，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相反，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的形状，和书桌上那摞剧本一模一样。

“谢导。”赵鑫说。

“嗯。”

“您舍得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三十三年了，他拍了二十多部电影。

让人哭过，也让人笑过，让人恨过，也让人爱过。

可他从没拍过这样一个故事：

没有人是英雄，没有人被歌颂，每个人都在做最普通的事。

喂奶，捂脚，放手，挨饿。

可他偏偏最想拍这个。

“谢导。”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我来投。”

谢晋没听清。

“我来投这部片子。”

赵鑫说，“香港金像奖有个导演扶持基金，我是评审委员。我可以动用主席特批额度，八十万港币。”

谢晋没有说话。

他握着话筒，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一下，两下，三下。

像拨号盘转回来。

“条件只有一个。”

赵鑫说，“您尽快把片子拍出来。赶上今年九月的威尼斯电影节，角逐金狮奖。”

威尼斯。

金狮奖。

谢晋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