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傍晚，上海谢晋寓所。

梧桐叶子，一动不动地贴在灰蓝的天上。

像裱糊匠刚刷完浆糊，还没干透。

谢晋坐在藤椅里，膝头摊着三份剧本。

每一份封面上，都盖着一枚红戳，三枚红戳，对应着三个日期：

四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七月十八日。

他把剧本摞起来，边缘对齐，动作很轻。

六十三岁的人了，手还很稳。

一九四八年进厂，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师傅当时说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三十年过去，他把几代中国人的眼泪，都拍进了胶片里。

如今三份剧本摞在桌上，像三块还没烧就凉透的煤。

他拨通了香港的长途。

电话那头的转盘声，慢吞吞转回来。

一下，两下，三下。

七位数字。

他等。

“谢导？”

赵鑫的声音隔着海，隔着边界，隔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传过来。

有一点杂音，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

“小赵。”

谢晋说，“三部，全毙了。成荫说我这回心太大了。”

电话那头没接话。

“他说得对。”

谢晋顿了顿，“打电话给你，是想说一声。对不住。”

他听见赵鑫站起来，椅子腿蹭过地板。

然后是脚步声，然后是窗玻璃外头，隐隐约约的风。

凤凰木的叶子落尽了吗？

他没见过赵鑫在香港的办公室。

但他听过很多次威叔扫落叶的声音。

赵鑫也在电话里形容过，说那声音一下一下的刮过地面，像秒针。

“谢导。”

赵鑫说，“我游过来那年，刚二十岁。”

谢晋没出声。

“在海里快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赵鑫顿了顿，“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窗外梧桐叶子，还是不动。

谢晋看见自己的手握着话筒，骨节微微泛白。

“您说那是什么？”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不是爱。是比爱更早的事。是她一叫我，我就得应。应了二十年。”

谢晋张了张嘴，只发出一个单字：“应……”

“谢导，您拍过战争，拍过运动。拍过夫妻，拍过姐妹。但您没给它们起这个名字。”

赵鑫停顿了一下，像在斟酌什么。

又像只是需要换一口气，“哺乳纲。”

谢晋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母亲。

一九六〇年，母亲走之前三天，已经起不来床了。

还让妹妹扶着她坐在床头，教他煮粥。

水放多少，火大火小，什么时候盖盖，什么时候搅搅。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把这些话，压在舌头底下三十一年，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此刻对着话筒，隔着深圳河，隔着罗湖桥，隔着一切不能言说的沉默。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浮上来：

“她教我怎么煮粥。”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但谢晋知道赵鑫在听。

“……水放多少。火大火小。什么时候盖盖，什么时候搅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