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电话响起。

还是北京陈默，但这次声音里，带着压抑的兴奋。

“赵鑫同志，我们换策略了。”

他压低声音，“不做声音剧，做‘口述历史采集’。我们以‘北京电影学院社会实践’的名义，组织同学，利用假期回乡，采访家里的老人。不设主题，不问敏感问题，就问最普通的‘您小时候，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您学会的第一首歌怎么唱？’‘您记得最清楚的童年场景是什么？’”

他顿了顿：“很安全，但很有力量。我们已经收集了七十多份录音，最年长的一个老奶奶，讲了三个小时，从她1928年裹脚，讲到大跃进时藏起一件旗袍。全是碎片，但拼起来就是一部民间史。”

“资料怎么保存？”赵鑫问。

“我们建了个秘密档案库。”

陈默的声音更低了，“用密码本编号，录音带分散藏在八个同学家里。谢晋老师帮我们联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资料员，教我们怎么防潮防霉。他说这代人，在和时间赛跑，能救一点是一点。”

电话那头，传来翻纸声。

“对了，我们给这个计划，起了个名字，叫‘萤火计划’。”

陈默说，“每份录音，都是一点萤火，光很弱，但很多萤火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段路。”

挂掉电话后，赵鑫走到片场那棵凤凰木下。

威叔正在给树根松土，抬头看见他。

笑说：“赵总，有好消息！”

他指着树冠最高处那里，在层层绿叶的掩映下，三簇花苞已经成形。

每一簇，都有七八个骨朵，顶尖泛起胭脂红。

“按这个速度，下月中肯定开。”

威叔搓着手中的泥土，“正好赶上《槟城空屋》杀青。”

赵鑫仰头，看着那些花苞。

它们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未说出口的话，在舌尖颤动。

他突然想起《槟城空屋》剧本里，林晓生最后的那段独白：

“我以为我在寻找历史，后来发现，历史一直在寻找我。它通过那些未拆的信、未响的琴、未喝的药、未认的坟，一遍遍敲打我的门。直到我打开门，说：‘我听见了。’”

此刻，他也听见了。

听见顾家辉在钢琴上，寻找历史幽灵的回声。

听见谭咏麟在风暴般的编曲里，埋进橡胶工的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