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掌控着巨大的经济资源，使得南京及整个南直隶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士绅家族盘踞、势力根深蒂固的渊薮。

再加上江南物产丰饶，文风鼎盛，科举入仕者层出不穷。通过座师、同乡、同寅等关系，他们织就了一张庞大而坚韧的关系网络。

仅以科举为例，有明一代，应天府一地便出了五百余名进士，而邻近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区等地）亦出了三百六十余名，其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足见此地文脉之盛与仕宦根基之深。

这些家族往往累世官宦，田连阡陌。族中子弟通过科举不断进入官僚体系，形成“朝中有人，地方有产”的格局。

地方官上任，若不拜会这些士绅世家，政令便寸步难行；卫所将领需靠他们供给粮草，甚至要将屯田佃给士绅收租；连南京六部的官员，也多是江南士子出身，遇事往往先顾着“乡党情谊”。

因此，在江南士绅看来，他们早已是能与朝廷中枢分庭抗礼的庞然大物。他们自信地认为，即便是皇帝，面对这“铁板一块”的江南利益集团，也需投鼠忌器。

毕竟，强如当年的永乐皇帝，对江南士族亦多以怀柔为主。而在他们看来，龙椅上那位登基不过月余的年轻天子，言辞再激烈，只要尚存理智，就绝不敢轻易触动他们的根本。

正因如此，纵然朝廷的新政政令一再下发，在南直隶官员的消极应对和士绅的暗示施压下，也几乎寸步难行。

这也是朱由校决心派遣魏忠贤南下的根本原因：江南，需要一场场血的洗礼，数百年的特权与优待，已让这些士绅对皇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