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握住她的手，一用力，把她拉起来，然后自己也站起来。雪地上留下两个人形的印子，紧紧挨着，像某种神秘的图腾。

“走吧，”她拍拍身上的雪，“再晚食堂没饭了。”

“嗯。”

我们牵着手，沿着来时的脚印往回走。身后的脚印很快被新雪覆盖，什么都看不见了，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并且会一直存在——这个雪夜，这棵树，这个吻，和她手心的温度。

它们会像种子一样，埋进时间的土壤里，在往后的许多个冬天，长出相似的、温柔的白色花朵。

期末考试前一周，整个学校进入一种紧绷的状态。走廊里安静得诡异，连最调皮的学生也抱着书在啃。老班的黑眼圈一天比一天重，每天拎着保温杯在教室里踱步，像监工巡视工地。

我和周欢的“约会地点”从操场转移到了图书馆。图书馆的自习室永远人满为患，我们得提前半小时去占座。通常是她去占座，我去买早餐——两杯豆浆，两个包子，有时候加个茶叶蛋。

“给你。”我把早餐推给她，在她旁边的空位坐下。

“谢谢。”她头也不抬，笔在草稿纸上飞快地演算。

我咬着包子，翻开物理错题本。空气里只有翻书声、写字声，和偶尔的咳嗽声。阳光从高高的窗户照进来，在桌面上投出方形的光斑，光斑里有细小的尘埃在跳舞。

“这题，”她突然用笔戳了戳我的胳膊，压低声音，“辅助线做错了，应该连ac，不是bd。”

我凑过去看，果然。橡皮擦掉，重画，再算，这次对了。

“厉害。”我小声说。

“是你粗心。”她瞪我一眼，但眼睛里带着笑意。

图书馆闭馆时间是晚上九点。但门卫大爷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我们多留半小时。九点半，铃声响起，大家才慢吞吞地收拾东西。

走出图书馆时，天已经黑透了。下过雪的路面结了冰，很滑。我走在她外侧，手虚虚地护着，怕她摔倒。

“物理最后一题，你听懂了吗？”她问，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微微缩着——很冷。

“懂了一半，”我老实交代，“你晚上回去把解题步骤发我？”

“嗯，”她顿了顿，“王芯，你想考哪儿？”

我一愣。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其实讨论过，但都是模糊的——“好大学”“一本”“离家不太远”。从来没有具体到哪个学校，哪个城市。

“还没想好，”我说，“你呢？”

“我想去北京。”她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北京。两千公里外，冬天会下更大的雪，春天有沙尘暴，夏天很热，秋天很短。那里的大学分数线很高，学费很贵，生活成本也很高。

“为什么是北京？”我问。

“因为机会多，”她转头看我，路灯把她的脸照得半明半暗，“王芯，我想让我妈过得好一点。北京的工资高，发展空间大，等我毕业找到工作，就把她接过去。那边医疗条件也好，她的眼睛……说不定能治好。”

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静，像在陈述一个早已决定的计划。但我听出了里面的重量——那不是少女对远方的浪漫幻想，而是一个女儿对母亲的责任，一个穷人家孩子对改变命运最朴素的渴望。

“你呢？”她又问，“你想去哪儿？”

我想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轻浮了，像不负责任的承诺。于是我说：“我也想去北京，那边建筑专业好的学校多。”

“真的？”

“真的。”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笑容在冬夜的寒风里显得格外温暖：“那我们一起努力。”

“好，一起努力。”

十字路口到了。她家往左，我宿舍往右。我们像往常一样停下，但谁都没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