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一个大姐打了一路的鼾，像拉风箱一样。

“要不要买卧铺？”老板问，“贵一百块，但能躺着。”

赵丽红想了一下，一百块，她卡里两千九。回去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厂里。

“硬座就行。”

晚上，宿舍。

她把编织袋收好了，放在床尾。红白蓝三色的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但其实用手一提，很轻。

一个成年女人十四个月的全部家当，提在手里，大概七八斤。

小周从上铺探下头来：“丽红姐，你真走啊？”

“嗯。”

“回老家干啥？你不是说老家没活儿干吗？”

赵丽红把薄被叠好，那条褪了色的牡丹花薄被。“听说有个厂，在招人呢。”

“什么厂？”

"服装厂。"

“服装厂能挣多少？”

赵丽红没回答。她不想说"八千多"这个数字。还没进去呢，还没踩上缝纫机呢，还没拿到第一张工资条呢。说出来，像是在吹牛。

她这种人不吹牛，她只信到了手里的钱。

“反正，回去看看。”

小周沉默了一会儿。“丽红姐，你走了这个铺谁来睡啊？”

“厂里会安排人的。”

又沉默了一会儿。

“丽红姐。”

“嗯。”

“你能挣到钱最好，挣不到——也别回来了。”

赵丽红抬头看她，小周的脸倒挂在上铺边缘，额头上的碎发垂下来，眼睛亮亮的，说不清是灯光还是别的什么。

“待在家里。”小周说，“就算挣得少，待在家里。孩子——你不在，不行的。”

小周二十三岁，未婚，没有孩子。

但她在这间宿舍里听了十四个月赵丽红跟孩子视频通话的声音。

听了十四个月的"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听了十四个月的"信号不好"。

赵丽红点了一下头，没说话了。

九月十七号，下午一点二十。

东莞东站。

站台上人很多，九月不是春运，但东莞东站永远人多。

扛编织袋的、拖行李箱的、背着巨大双肩包的、手里提着桶装方便面的。

大部分是中青年，皮肤被南方的太阳晒成深褐色，手上有茧，眼睛里有一种共同的、不容易被辨认但确实存在的东西——疲惫。

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身体上的疲惫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是那种离家太久了的疲惫，那种过着一种悬浮的生活，脚底下没有根的疲惫。

人在东莞，心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某个县城，或者某个镇，或者某个村。

身体是出租屋的，技术是流水线的，时间是老板的，只有手机相册里那几张照片是自己的。

赵丽红扛着编织袋上了车。

硬座车厢，三人座靠窗。

她把编织袋塞到座位底下，坐好，把手机攥在手心里。

车还没开，对面坐了一个男人，四十来岁，黑瘦，手指粗糙得像树皮。

他面前摆了一桶"今麦郎"，还没撕盖子。他看了赵丽红一眼，没说话。

旁边坐了一个年轻女孩，二十出头，戴着耳机，低头看手机，指甲上涂着亮晶晶的指甲油，已经掉了一半。

火车启动了。

东莞东站的站台开始往后退。月台上的广告牌、等车的人、灰色的遮雨棚一一滑过车窗，越来越快，最后变成一条模糊的灰线。

然后是城市。密密麻麻的楼房、厂房、铁皮棚、高架桥、工地塔吊、商场广告、立交桥上堵成一团的车流。

这些东西她看了十四个月了，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能看到，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