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二。

她从深圳回来的时候，身上剩了一百七十块钱。

一百七是火车票找零剩的，硬座，坐了十四个小时，从深圳到合肥，再从合肥转大巴到青泽县。

大巴上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脖子歪着，酸得抬不起来。

那是一个月前的事。

一个月前她还在深圳城中村的一间出租屋里，比这间还小，六个平方，床是上下铺，她睡上铺。

下铺的女孩是湖南的，在电子厂上夜班，白天睡觉，两个人作息刚好错开，住了半年说过的话不超过二十句。

工厂倒了，老板跑了，三个月的工资，一分没拿到。

厂门口贴了一张A4纸，打印的，说公司经营困难，暂停运营，欠薪问题将依法处理。

"依法处理"四个字她看了三遍，然后转身走了。

她没有去劳动局，没有去拉横幅，没有在厂门口哭。

不是不想，是没有力气。

维权要时间，要精力，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跑来跑去填表排队，而她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付不起。

她只是收拾了行李——一个编织袋，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双拖鞋——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票，回来了。

回来之后，她在县城找了三份工作。

第一份是超市理货员，干了一周，老板说她手太慢，辞了。

第二份是饭店洗碗工，干了四天，手上的旧伤口裂开了，血混在洗洁精里，疼得握不住碗。第三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