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叹了口气：“拍吧。让外面的人看看，我们是怎么活的。”

卡里姆继续拍。他拍那些疲惫的脸，拍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拍那些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眼睛。他拍了一卷又一卷，直到太阳落山。

晚上，他坐在边境的一个帐篷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给梅写信：

“梅姐：

我又成了难民。从贝鲁特到喀布尔，从喀布尔到白沙瓦。我逃了一辈子，拍了一辈子。

但我还在拍。那台莱卡还在。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只要还有战争，我就会一直拍下去。

卡里姆”

七

一九九六年，白沙瓦。

卡里姆在白沙瓦租了一间小房子，继续当记者。这座巴基斯坦边境的城市，挤满了从阿富汗逃出来的难民，也挤满了各国的记者和间谍。他在街上拍照，在咖啡馆里写稿子，在夜里冲洗那些白天拍下的照片。

有一天，他在咖啡馆里遇到一个人。

那是一个西方人，五十多岁，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旧风衣。他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台莱卡相机，正在看照片。

卡里姆走过去，用英语问：“你也是记者？”

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疲惫的脸。

“是的，”他说，“我叫詹姆斯·克莱尔。”

卡里姆愣住了。

“詹姆斯·克莱尔？你认识阮氏梅吗？”

詹姆斯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认识梅？”

八

那天下午，他们在咖啡馆里聊了很久。

卡里姆告诉他，梅是他的老师，是给他第一台相机的人。詹姆斯告诉他，梅是他最好的朋友的朋友，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勇敢的女人之一。

“那台莱卡，”詹姆斯说，“是林卫国的。林卫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在越南救过我，把相机留给了我。我把它给了梅，梅给了你。”

卡里姆低下头，看着胸前的那台相机。

一百多年了。从托马斯到林晚，从林晚到林卫国，从林卫国到詹姆斯，从詹姆斯到梅，从梅到他。七个人，一百多年的记忆，都在这台相机里。

“我会保护好它，”他说，“用它拍到拍不动的那一天。”

詹姆斯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他。

那是一枚镂空的镜头徽章。

“这是托马斯·克莱尔的，我父亲的，”他说，“我父亲是记者，我爷爷也是记者。他们都死在战场上。这枚徽章，是他们留给我的。”

卡里姆接过那枚徽章，握在手心里。徽章很凉，但他的心很热。

“给我？”

“给你，”詹姆斯说，“你也是我们的人了。”

九

一九九七年，卡里姆去了坎大哈。

那一年，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大部分地区。本·拉登也回来了，从苏丹回到阿富汗，在坎大哈附近建立了基地。

卡里姆听说那里有个阿拉伯人，很有钱，很有势力，和塔利班的关系很好。他想去看看，拍几张照片。

但他进不去。坎大哈被塔利班控制得死死的，任何陌生人都被怀疑是间谍。

他在坎大哈城外待了一个月，拍了些难民营的照片，然后回到白沙瓦。

一九九八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

一九九九年，卡里姆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信是从阿富汗山区寄来的，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

“想采访本·拉登吗？十月十日，坎大哈城外，有人接你。”

卡里姆看着那封信，手在发抖。

本·拉登。

那个被美国通缉的人，那个全世界都在找的人。

他要去吗？

他想起梅说过的话：“怕也要拍。”

他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

十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日，坎大哈城外。

卡里姆按照信上的指示，在指定的地点等着。太阳落山的时候，一辆破旧的丰田皮卡开过来，车上下来几个蒙着脸的人。

“卡里姆·哈桑？”其中一个问。

卡里姆点点头。

“上车，蒙上眼睛。”

他被蒙上眼睛，在颠簸的山路上走了几个小时。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间土坯房里，面前坐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人，留着长胡子，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

那人看着他，微微一笑。

“你就是那个想采访我的记者？”

卡里姆点点头。

“我是本·拉登。”

十一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卡里姆一直在采访。

本·拉登说话很慢，很平静，像在聊天一样。他讲他为什么恨美国，为什么要在全世界发动圣战，为什么要把美国人赶出沙特阿拉伯。

“你知道，”他说，“美国人杀了多少人？在伊拉克，在索马里，在巴勒斯坦。他们支持以色列，支持那些压迫穆斯林的政权。我们只是在反抗。”

卡里姆听着，没有说话。他只是一边记，一边观察这个人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本·拉登突然问他：“你是哪里人？”

“巴勒斯坦人，”卡里姆说，“生在黎巴嫩。”

本·拉登点点头：“巴勒斯坦。我们的兄弟。你知道，我们也会解放巴勒斯坦。”

卡里姆没有说话。

“你拍这些照片，”本·拉登说，“要让全世界看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