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费卢杰。

那一年，美国人对费卢杰发动了两次进攻，把这个城市炸成了废墟。卡里姆和林晚跟着美军进去，看见的是一座死城。到处是尸体，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是那些无处可逃的人。

他们走在废墟里，拍那些被炸死的人。有一个母亲，抱着两个孩子，死在一起。有一个老人，跪在地上祈祷的时候被炸死。有一个年轻人，手里还握着枪，眼睛还睁着。

林晚一边拍一边流泪。她拍了三年了，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但费卢杰让她知道，永远不会有习惯的那一天。

卡里姆走到她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走吧，”他说，“还有很多要拍。”

十三

二〇〇五年，卡里姆收到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

信是梅的助手写的：

“卡里姆先生：

阮氏梅女士于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她走得很安详。

她留给您一封信。随信附上。

她的遗物按照她的遗嘱，寄给您保管。

节哀。

皮埃尔”

卡里姆的手在发抖。他拆开那封信，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卡里姆：

我走了。去找林卫国了。去找我爸爸、妈妈、太爷爷了。

那台莱卡，还在你手里吧？用着就好。

那些笔记本，那些照片，那些记忆，都在那个箱子里。箱子寄给你了。替我保管好。

有一天，你也会老的，也会走不动的。到时候，找一个愿意用命换真相的人，把箱子给他。

就像林卫国传给我，我传给你一样。

永远爱你的梅”

卡里姆读完信，眼泪流了下来。

他把信折好，和那枚徽章、那个布娃娃放在一起。

梅走了。

那个在贝鲁特废墟里教他拍照的女人，那个给他第一台相机的女人，那个说“怕也要拍”的女人，走了。

但她的记忆还在。

在那个箱子里。

在他心里。

十四

一个星期后，箱子到了。

卡里姆打开它，看见里面是一排排泛黄的笔记本，一叠叠黑白照片，还有那些镂空的镜头徽章。林墨卿的，林慕青的，林晚的，林卫国的，梅的。

一百三十五年。

八代人。

他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轻轻抚摸着。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破损了，但里面的字还很清晰。他看不懂中文，但他能感觉到那些字的分量。每一页，都是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死去的人。

林晚站在旁边，看着那些东西，眼睛红了。

“太爷爷的，”她轻声说，“外婆的，妈妈的，爸爸的……”

卡里姆把那枚林卫国的徽章递给她。

“这是你爸爸的，”他说，“你该留着。”

林晚接过那枚徽章，握在手心里。徽章很凉，但她的心很热。

十五

二〇〇六年，萨达姆被处死。

二〇〇七年，美军增兵伊拉克。

二〇〇八年，卡里姆和林晚去了巴士拉，去了摩苏尔，去了所有能去的地方。他们拍那些在爆炸中死去的人，拍那些在暴力中逃亡的人，拍那些永远看不见和平的人。

二〇〇九年，卡里姆收到一封从白沙瓦寄来的信。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卡里姆：

我是阿米尔。你还记得我吗？二〇〇三年，巴格达，你救了我。你给我那个布娃娃。我一直留着。

我十八岁了。我也想当记者。像你一样。

我可以来找你吗？

阿米尔”

卡里姆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阿米尔。

那个孩子，长大了。

那个他留了一个布娃娃的孩子，长大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巴格达的天空，灰蒙蒙的，和任何时候一样。

但他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延续。

十六

二〇一〇年，阿米尔来到巴格达。

他二十岁了，长成了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他的脖子上挂着那台破旧的相机——是他攒了三年钱买的二手机。他的口袋里放着那个布娃娃——卡里姆给他的那个，林卫国的，梅的，一百三十多年的记忆。

卡里姆在机场接他，看见他的第一眼，就笑了。

“你来了。”

阿米尔点点头，眼睛红了。

“老师，”他说，“我来跟你学。”

卡里姆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