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答。只有窗外的海风声，以及远处军舰上隐约传来的号角声。

而在不远处的另一栋别墅里，陈峰正在给柏林和伦敦分别起草加密电报。

给柏林的电报很简短：“已与W会晤，初步动摇。关键在时间。控制潜艇行动，避免给英国口实。急需德方最新谈判底线。”

给伦敦的电报更微妙：“与W会晤进展顺利，但英方需注意舆论操控过度可能引发反效果。建议适度调整宣传策略，为和平预留空间。”

发完电报，他走到窗边，看着夏威夷的星空。

“王文武。”

“在。”

“你说，如果一百年后有人书写这段历史，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天的选择？”

王文武思考片刻：“他们会说，我们尽力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试图选择一条少一些流血的道路。无论成功与否，这种尝试本身就有价值。”

陈峰笑了笑，没有说话。

价值？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果他的尝试失败，如果美丽卡还是参战了，如果兰芳最终被迫卷入，那么今天的所有努力，可能连一个脚注都留不下。

但还是要做。

因为这是领导者的责任——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注定的悲剧中寻找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