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大唐日报》头版，用加粗的黑体字，刊登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

“岭南道，僚人反。”

报纸上没有用“蛮夷作乱”这样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而是客观地陈述了事件的经过。

聚众十万，连下四州，兵围邕州。

每一个字眼，都像一块石头，砸在长安百姓的心头。

刚刚因为灭国吐谷浑而建立起来的自豪感，瞬间被一种混杂着愤怒和忧虑的情绪所取代。

“这些南蛮子！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朝廷待他们不薄，他们竟然还敢造反？”

“就该派李靖大将军，把他们全都给屠了！”

茶楼里，酒肆间，到处都是义愤填膺的咒骂声。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同仇敌忾的情绪中时。

《大唐日报》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由政务院总理大臣，豫王李越，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

文章的标题，足以引起任何一个读书人的注意。

《论华夏民族之构成及我大唐之历史使命》。

在这篇文章里，李越首次公开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华夏民族”。

这就是李越在后世历史与民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大唐的实际情况，精心构建的一套全新的民族融合理论。

其核心，不再是狭隘的血缘论，而是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认同论。

文章的开篇，没有直接讨论僚人叛乱，而是从华夏的源头说起。

“上古之时，吾祖皆出于一脉，同属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