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的丈夫约翰尼斯从法军队伍中跑过来，拥抱她：“我们成功了！旧共和国结束了，新共和国诞生了！”

“以法国刺刀为助产士？”安娜忍不住问。

约翰尼斯脸色一沉：“有时候新生儿需要帮助。而且，这是荷兰人自己的革命——我们爱国者党领导的，法国只是……提供了便利。”

“便利，”安娜重复，“就像曾祖父时代，法国人‘提供便利’入侵我们，引发了灾难年。现在他们‘提供便利’解放我们。”

“这次不同，”约翰尼斯坚持，“这次是理念的胜利。自由！平等！你不相信这些吗？”

安娜相信。她在母亲索菲亚的沙龙里长大，阅读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但她也在家族账本里读过历史：理念很美，但实施理念需要成本，而成本往往由普通人支付。

她望向街道。法军士兵正在议会大厦升起法国三色旗和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旗帜——相似但不相同，像学生模仿老师但没完全学会。

一个年轻法军士兵——可能不超过十八岁——用生硬的荷兰语对一个老妇人说：“夫人，您自由了！”

老妇人提着一篮土豆，茫然地看着他：“自由了？那土豆价格会降吗？”

士兵困惑地转向翻译。安娜走过去，用流利的法语说：“她问食物价格会不会下降。”

“哦，”士兵笑了，“共和国会解决一切！”

但共和国首先需要钱。安娜后来得知，法国“解放”荷兰的条件包括：荷兰支付一亿荷兰盾的“解放费用”；提供两万五千名士兵给法国军队；开放所有港口给法国船只。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她在家庭聚会上问。

聚会很冷清。威廉六世（刚从战俘营释放，现在退役）来了，但沉默寡言。扬三世病重卧床。只有索菲亚——七十四岁，依然敏锐——主持着讨论。

“代价总是要付的，”索菲亚说，“区别是谁来付，付给谁。以前我们付钱给自己腐败的官员和无能的将军，现在付给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理想主义者。也许后者更有效率。”

威廉六世终于开口：“我在英国战俘营时，和一个法国战俘聊天——他是保王党，反对革命。他说：‘革命就像砍树，你厌倦了树上的烂果子，所以砍倒整棵树。但然后你需要等很多年，新树才能长大结果，期间你可能饿死。’”

“诗意，”索菲亚说，“但不准确。荷兰这棵老树确实有病，但也许可以治疗，而不是砍倒。”

“治疗需要时间和金钱，”扬三世的声音从卧室传来，虚弱但清晰，“而我们两样都没有。”

四、最后的账目

1795年3月，阿姆斯特丹老宅

扬三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医生诊断是“衰老和失望的综合症”，他觉得这诊断很荷兰：连死亡都可以归因于经济因素。

他召集了家族成员：妹妹索菲亚，侄子威廉六世，侄女安娜，还有几个孙辈的年轻人。地点在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老宅，这里曾是曾祖父老威廉的货栈，后来改建为住宅，见证了五代人的出生、死亡、计算、适应。

“我要交代几件事，”他靠在枕头上说，声音微弱但清晰，“第一，家族信托基金已经安全转移到汉堡和伦敦。不是全部——我们留下了足够的资产在荷兰，以示善意和……务实。新政权可能需要‘捐款’，我们有准备。”

“第二，航运公司……威廉，你决定吧。继续运营还是清算？我建议继续，但规模缩小。无论政治如何变化，货物总需要运输。只是现在可能更多是运输法国军队的补给，而不是香料。”

威廉六世点头：“我打算保留三艘最好的船，其余出售。专注短途运输，就像曾曾祖父的鲱鱼贸易。”

“好。第三，索菲亚的沙龙……妹妹，你继续吗？”

索菲亚微笑：“当然。现在叫‘爱国者俱乐部’，更政治正确。但讨论的内容一样：荷兰的未来。只是现在讨论的是‘如何在法国保护下保持独立’这种微妙问题。”

“第四，”扬三世看向安娜，“你丈夫在新政府里有职位，我知道。告诉他：范德维尔德家族合作，但保持距离。我们见过太多政权更迭，知道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保持独立的账簿。”

安娜点头，眼睛湿润。

“最后，”扬三世示意一个旧木箱被抬到床边，“这是家族账本，从曾祖父老威廉开始。原件在莱顿大学，这是副本。我要你们保存它，但不要把它当圣物。它只是记录：一个家族如何在一个国家的兴衰中生存、适应、偶尔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