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用我们的钱武装自己，”一位荷兰军官在酒馆里抱怨，这话被扬二世的商业情报网记录下来，“而我们用老装备去送死。”

扬二世把报告拿给父亲看。小威廉读了很久，然后说：“记得我告诉过你马尔堡公爵需要低调的运输服务吗？我收到消息，他的‘私人货物’包括：两百箱法国葡萄酒、五十匹西班牙种马、还有一批意大利艺术品——全都从安特卫普运往他在英国的新庄园。”

“战争中的奢侈品？”

“战争中的利润，”小威廉纠正，“公爵的军饷每年三万英镑，但他的开销是十倍。钱从哪里来？军需合同回扣、战利品分配、还有……我们的运输费。”

“我们要停止合作吗？”

“不。但我们要提高价格——以‘风险增加’为理由。如果他真的需要我们的‘不问货物’服务，他会付钱。”

果然，新合同的价格比之前高了百分之二十。马尔堡公爵的军需官抱怨了几句，但签了字。

那天晚上，小威廉在账簿上记录这笔交易时，想起了父亲老威廉的教导：在战争中，最赚钱的不是卖武器给军队，是卖服务给将军。因为将军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国库的钱——或者，在荷兰的案例中，是国债的钱。

六月底，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到小威廉的海牙宅邸：法国贵族德·圣埃尼昂伯爵，官方身份是“非正式外交使节”，实际是来探听和谈可能性的。

“范德维尔德先生，”伯爵法语优雅，但荷兰语也很流利，“我欣赏您家族的……务实传统。在复杂时代，务实是稀缺美德。”

“直接说吧，伯爵。您想要什么？”

“信息。荷兰对继续战争的意愿有多强？银行家们还能借多少钱？各省的分歧有多大？”伯爵停顿，“作为回报，我可以提供……商业机会。法国需要波罗的海的木材和铁，但英国海军封锁了海峡。荷兰船只有中立旗帜的优势。”

小威廉看着这位法国贵族。五十多岁，衣着精致但略显陈旧，手指上没有家族戒指——可能当了。典型的破产贵族，靠情报工作维持体面生活。

“我是荷兰人，”小威廉说。

“也是商人，”伯爵微笑，“我听说您最近拒绝了西印度公司的投资，因为道德顾虑。令人钦佩。但道德也需要资金支持，不是吗？”

他说到了痛点。小威廉确实需要资金：公司扩张、家庭开支、还有秘密资助玛丽亚的研究所（政府拨款不足）。

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微妙协议：小威廉不提供政治情报，但可以提供“商业气候分析”——基于公开信息；作为回报，法国在瑞士的银行会提供一笔“咨询费”，通过中立渠道转账。

“您不担心被看作叛国？”离开时，伯爵问。

“我提供的是阿姆斯特丹任何好商人都知道的信息，”小威廉回答，“而且钱会用于……建设性用途。荷兰的土地需要恢复，无论战争结果如何。”

伯爵鞠躬离开。小威廉站在窗前，看着马车远去。他感到一阵恶心——不是对交易本身，而是对自己如此熟练地合理化交易。

“祖父，”他轻声自语，“您为了三条自家吃的鲱鱼和西班牙税官较真。我现在在战争期间和敌国做交易。这是进步还是堕落？”

没有答案。只有海牙夏日的微风，带着运河淡淡的腥味。

七月初，家族在海牙举行了季度聚会。气氛比往常沉重。

玛丽亚报告了研究所的资金困境，但没有提法国奖金——她决定暂时保密。扬二世报告了公司运营：利润在下降，但还能维持；最大的风险是战争延长和债务违约。

年轻的威廉带来了交易所的最新数据：荷兰国债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创历史新低。

“什么意思？”卡特琳娜问，她对金融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