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才能持久。”威廉转身，开始往回走，“走吧，船已经出发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确保等他们回来时——如果回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不是单次航行，而是永续经营。”

等待的两年里，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

第一件是“郁金香现象”。一些从奥斯曼帝国引进的郁金香球茎开始被疯狂交易。最初只是植物学家的爱好，后来变成富人炫耀的收藏，最后连普通市民都开始买卖球茎期货——承诺未来交付的合同。

威廉最初不以为然。“一朵花而已。”他在家宴上说，“又不能吃，不能穿，除非你能把它种出来再卖，否则就是空气买卖。”

但卢卡斯指出：“父亲，这很重要。这说明我们的市场在进化。人们开始交易‘预期’，而不仅仅是实物。这正是股份公司需要的基础——投资者买的是未来利润的预期。”

威廉想了想，承认女婿说得对。他开始观察郁金香交易，记录价格波动，研究人们的心理。他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当价格涨得太高时，总会有人开始卖空——承诺未来以现价交付球茎，赌价格会跌。多空博弈让市场保持某种……动态平衡。

“也许股份交易也需要这样的机制。”他在笔记中写道，“允许看涨也允许看跌，市场才能发现真实价值。”

第二件事更直接相关：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正式推出了“航海保险”交易。

最初只是船主和投资者私下签订保险合同，现在有了标准化合同和公开报价。一条船的价值、航线风险、季节因素，都被量化成保费率。威廉参与制定了最早的费率表，基于他几十年积累的数据：北海冬季风暴概率，地中海海盗活动区域，葡萄牙船只在印度洋的巡逻频率……

“您简直在给风险定价。”彼得看着复杂的费率表，感叹道。

“所有东西都有价格。”威廉说，“风险的价格，时间的价格，信息的价格。保险就是风险的价格。而股份……是未来利润的现值。”

这些概念开始在商人圈子里流传。阿姆斯特丹逐渐成为一个奇特的地方：这里的人用数学思考冒险，用合同规范探索，用金融工具征服未知。

1597年8月，霍特曼船队的三艘船（损失了一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他们没能找到新航线，但证明了荷兰船只能抵达亚洲并返回。更重要的是，他们带回了珍贵的货物：胡椒、丁香、肉桂，还有详细的海图、航海日志、对当地政治状况的记录。

威廉作为投资者之一，参加了货品拍卖。一袋从班达群岛带回的肉豆蔻拍出了惊人的价格。但他更感兴趣的是那些非实物“货物”：霍特曼的航海官绘制的海图副本，一份葡萄牙在亚洲据点实力的评估，一份与当地苏丹签订的临时贸易协议草案。

“这些比香料值钱。”威廉在投资者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知道：航线可行，市场存在，葡萄牙人虽然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是时候讨论真正的公司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各种地区性贸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鹿特丹公司、泽兰公司、霍恩公司……每个城市都想分一杯羹。但威廉和卢卡斯等人看到了问题：内部竞争会推高采购价格，压低销售价格，让葡萄牙人得利。

“需要联合。”威廉在又一次议会听证会上说，“就像当年乌得勒支同盟联合各省对抗西班牙，现在我们需要联合各公司对抗葡萄牙。一个统一的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个概念引起了激烈辩论。小城市的代表担心被阿姆斯特丹吞并；不同宗教背景的商人互不信任；甚至连利润分配方案都吵翻天：按投资比例？按船只贡献？按城市代表权？

谈判持续了整整一年。威廉发现自己成了调解人——也许是因为他年龄最大，也许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城市派系（莱顿毕竟不是主要港口），也许只是因为他有耐心听所有人抱怨，然后在账本上计算各种方案的数学结果。

“如果按投资比例，阿姆斯特丹出60%，就得占60%的董事席位。但其他城市会觉得被控制。”

“如果每个城市平等，阿姆斯特丹会觉得不公平——我们出钱最多。”

“如果按船只贡献，那没有港口的省份怎么办？”

威廉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六家“商会”代表不同地区，每家负责装备指定数量的船只。但所有船只统一指挥，利润池统一分配。董事会由各商会代表组成，重大决策需要多数同意。

“就像联省共和国一样。”他说，“统一对外，内部自治。”

这个类比打动了许多人。毕竟，这种模式在政治上已经奏效——为什么商业上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