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德弗里斯皱眉，“就像债券？”

“类似，但不还本。”卢卡斯解释，“投资者成为公司部分所有者，按持股比例分享利润，也承担风险。公司可以长期规划，建立基础设施，甚至……行使某些政府职能，比如缔结条约、建立军队。”

房间里安静了。军队？条约？这超出了传统生意的范畴。

威廉慢慢地说：“就像东印度贸易……如果我们要和葡萄牙人竞争，甚至和当地人打交道，确实需要武力。但让私人公司拥有军队？”

“为什么不行？”一个年轻商人激动地说，“我们的‘海上乞丐’一开始也是私掠船，后来成了海军！如果公司能保护自己的贸易线路，政府还省了军费！”

威廉看向德弗里斯：“你怎么看？”

老走私者摸着下巴的胡茬：“我在海上跑了一辈子。说实话，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葡萄牙人在亚洲有几十个要塞，几百条船。我们需要规模。而规模需要……组织。”

会议持续到深夜。蜡烛换了三根，纸张写满了数字和图表。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支持探索航行，但同时开始推动建立正式的、有特权的联合贸易公司。

威廉被推举为联络人之一，负责游说荷兰省议会。理由很充分：他年纪大，有威望，在莱顿围城中证明过忠诚，在金融界有信誉，而且——卢卡斯笑着说——“您看起来最不像革命者，这让官员们放心。”

游说过程比威廉预想的复杂。

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莱顿的牧师们在讲道中警告“对财富的贪婪会腐蚀灵魂”；一些小城商人担心阿姆斯特丹会垄断贸易；甚至省议会内部也有分歧：有人主张国家应该直接控制远洋贸易，像葡萄牙那样；有人认为风险太大，不如专注于欧洲附近的稳妥生意。

威廉的策略是数据和耐心。

他委托大学里的数学家计算风险模型；请从东方回来的传教士（是的，即使在新教地区，仍有冒险的传教士）提供地理和商品信息；甚至秘密联系了几个对葡萄牙统治不满的亚洲本地商人代表，了解市场实情。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风险分散。

“假设一百个商人各出三千盾，总额三十万。”威廉在省议会听证会上解释，“如果船队损失，每人亏三千。但如果有人独自出资三十万，一次失败就可能破产。分散投资降低了个人风险，同时聚集了足够资本做大事。”

一个议员质疑：“但如果公司权力太大，会不会变成国中之国？”

“所以需要议会的监管。”威廉早有准备，“特许状由议会颁发，规定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利润的一部分上缴国库。公司在海外代表共和国，但重大决策需向议会报告。”

“有点像……有限责任公司？”另一个懂商业的议员若有所思。

“正是。”威廉点头，“个人投资者责任有限，最多损失投资额。这鼓励更多人参与。想象一下，不仅富商，连普通市民、工匠、寡妇，都可以买一点股份，参与国家的商业扩张。”

这个愿景打动了许多人。一个让普通市民也能分享海外财富的国家项目——这听起来既爱国，又有商业前景。

1595年春天，霍特曼的船队终于出发了。四条船，二百四十九人，带着联合省议会的祝福和几十个投资者的期盼。威廉投了五千盾，不是最多的，但足够让他密切关注。

船队离港那天，威廉站在阿姆斯特丹港口的防波堤上。风很大，吹得他的外套猎猎作响。彼得站在他身边，卢卡斯和安娜也在——他们刚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小威廉。

“您觉得他们会成功吗？”安娜抱着婴儿问。

“成功有很多种。”威廉望着逐渐变小的船帆，“即使找不到新航线，他们带回的信息也值钱。即使损失惨重，我们也会知道什么不该做。”

卢卡斯笑了：“父亲，您永远这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