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撇清关系，表明这不是自己的首创，然后接着说道：“不过，既然许主席您问起，那我就说说我个人的粗浅看法，这种模式我感觉是有利有弊的。”

“好处很明显，可以极大地拉长我们的付款周期，能立刻释放出大量的现金，这笔钱可以全部投入到拿地中去，对于集团迅速做大规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现阶段，谁现金多，谁就能拿到更多好地。”

“但是，”刘杨话锋一转，“风险同样非常突出，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首先是管理容易失控，一旦开闸，各区域公司为了自身业绩和现金流，很可能无节制地开票，最终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集团层面很难实时有效地监控。”

“其次是集中兑付风险，商票都有期限，短则三个月、六个月，长则一年，如果我们开的票太多，到期日又相对集中，而我们的销售回款或者再融资一旦出现意外，就极有可能出现大面积的逾期兑付。”

“一旦出现商票违约，哪怕只是暂时的，对我们恒达的品牌信用都将是毁灭性打击，信用这东西，建立起来难，崩塌起来，可能只需要一次违约事件，到时候，不仅仅是商票体系崩溃，可能连银行信贷、债券发行这些基本盘都会受到连锁冲击。”

刘杨没有危言耸听，他说的每一句都是前世恒达暴雷后真实发生过的场景。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显然许老板在慢慢消化，权衡利弊，刘杨也不出声，静静地欣赏着落地窗里青翠挺拔的二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