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一个清晰而决绝的念头，在他心中升起。他必须彻底割断与这个腐朽庙堂之间最后一丝名义上或心理上的联系。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主动的放逐与精神上的自我澄清。

数日后，陈三立做了一件令许多旧识震惊的事。他写了一封措辞恭谨、却态度明确的信，致送南昌府及江西巡抚衙门，言明自己“蒙先帝恩，本应效死；遭逢世变，罪愆深重。今先父见背，罪臣更无颜立于世。自即日起，伏处草野，闭门思过，绝意仕进，永不与闻政事。所居僻远，恐劳宪驾垂询，特此禀明。伏乞钧鉴。”

这封近乎“自绝于朝廷”的信函，与其说是请示，不如说是宣告——宣告他与这个政权之间，从此只剩下地理上的共处，而再无精神上的归属与行动上的关联。他主动将自己放逐到“江湖”的最边缘，以换取心灵上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安宁。

消息传出，官场中人有的摇头叹息，有的暗称其“不识时务”，也有的隐隐佩服其气节。而对陈三立而言，这却是一种解脱。从此，他不再是“革员陈三立”，而是“西山散原”，一个纯粹的诗人和父亲。

二

几乎与陈三立决心“绝意仕进”同时，一纸来自北京的新诏书，却让千里之外的上海北山楼内，吴保初早已沉寂如水的心湖，再次被投入一块巨石，激起剧烈的、充满矛盾与诱惑的涟漪。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称“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命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详悉条议，限期奏闻。

这便是“清末新政”的开端。尽管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庚子惨败、内外交困下的被迫之举，是为了挽救统治危机、讨好列强、平息民愤的权宜之计，但其措辞之“恳切”，涉及范围之广，仍让许多对朝廷尚存一丝幻想或谋求进身之阶的人，重新燃起了希望。

诏书传到上海，各报争相刊载，解读各异。保皇党人欢呼雀跃，视为“太后幡然醒悟，皇上改革有望”的明证，康有为更是从海外发来长篇论述，指导门人如何借机“推动立宪”。一些原本心灰意冷的维新派旧人，也开始重新活动，摩拳擦掌，准备上书言事，以期在新政中谋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