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只写了一行：“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想起1980年，终于收到一封回信。

信封上盖着山东即墨的邮戳，信纸只有半页。

是堂弟代笔写的：“大伯，奶奶是1975年走的，走之前她还在念叨你。”

他把那封信，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信纸边角已经磨毛了，折痕处裂了好几道口子。

但他记得每一个字。

收音机还在响。

“新闻局局长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是回应社会各界的长期呼吁。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过去几十年，我们把自己的根砍掉了一大截。现在是时候把它接回来了。”

周大山弯下腰，捡起那把瓦刀。

他看着刀口上那道新崩的白印子，忽然笑了起来。

那笑很浅，比那声“啪”还浅。

他把瓦刀放下，走进庙里。

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打开。

里面有一封信，一张船票，一张照片。

他把照片拿出来，是1957年母亲寄来的那张。

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没笑，母亲只是怔怔的看着镜头。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站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铁盒，把铁盒塞回神龛底下。

站起来，走到庙门口，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

“娘，”他说，“儿快能回去了。”

台北市和平东路，一间老旧的公寓里。

杨德昌把电话挂了，转过身，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侯孝贤。

“老侯，你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