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继续上班，继续受气，继续委屈，继续说不出来。

没有人问他们。

他们的苦，和那些阿婆唱进歌里的苦，是一样的。

只是没人录下来。

1982年11月，北京的那个会开完后。

有朋友来信，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告诉他。

信的最后写道：

“有个年轻编剧在会上问了一句话，问完就冷了场。他说，咱们天天研究观众想看什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那么多道理。可咱们有没有想过，观众不来看电影，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苦了？咱们的电影，从来不让苦出来。咱们的电影里，苦都是过渡的，最后都会过去，都会变成甜。可观众知道，他们生活里的苦，过不去。所以咱们的电影，他们不信。”

赵鑫看完这段话，把信折好。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唱的歌。

那歌里的苦，过不去。

它就在那儿。

它没有变成甜，没有变成希望，没有变成“往前走”的姿态。

它就是苦。

但它唱出来的时候，有人听懂了。

那个人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那一刻，苦没有被解决，没有被过滤，没有被变成一块整整齐齐的碑。

但它被看见了。

1982年12月，赵鑫收到一张照片。

是永宁镇那块碑。

照片是从远处拍的，碑立在那儿，周围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就像朝鲜。

他看着那张照片，想起祖母那句话：碑知道吗？

他不知道碑知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如果有一天，朝鲜人所有的苦，都被清理干净。

都被变成名字刻在石头上，都被过滤成“往前走”的姿态，都被整整齐齐地摆进秩序里。

没有人再问那些苦，是什么滋味。

那才是最大的恶，且这种恶，不是制造痛苦的人。

是那些把痛苦，变成秩序，然后假装痛苦不存在的人，甚至为此欢呼喝彩的人。

他放下照片，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那棵凤凰木，叶子已经落光了。

光秃秃的树枝，朝着灰蒙蒙的天。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的手。

那只手很瘦，很轻，握着他的时候，却是有力气的。

他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留着那个笔记本。

不是因为要写什么。

是因为那个本子是空的。

空的，才能装下那些，还没被变成秩序的东西。

他回到桌前，打开抽屉，把那张照片放进去。

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他合上抽屉，没有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