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把录音机放在床头，老人就躺着唱，声音细细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唱完一首，她拉着邓丽君的手，说了一大段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她这辈子唱这些歌，从来没录下来过。今天录了，她死了也值了。”

第二个是八十九岁的，还能走路。

她唱完一首，忽然忍不住哭。

哭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这首歌是她娘教她的。她娘死的时候，她不在跟前。现在唱这首歌，就像又看见她娘了。”

第三个是九十二岁的，是个瘦小的阿婆，头发全白了，眼睛却亮得很。

阿婆坐在院子里，唱了一首歌。

唱完，她看着赵鑫，又说了几句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谢谢你让人来听我唱。我还以为，这些歌要跟我一起，埋进土里呢。”

赵鑫没说话。

他蹲下来，握住老人的手。

老人的手很瘦，骨头一根一根的，像枯树枝。

但那手握着他的时候，是有力气的，是暖的。

他忽然想：这只手，这辈子受过多少苦？

年轻时失去过什么人，中年时熬过什么样的日子，老了之后多少个夜晚一个人醒着。

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这些苦，最后变成一首歌。

歌里没有那些苦。歌里只有调子，只有词，只有轻轻的声音，像风吹过芦苇。

老人把一辈子的痛苦，酿成了这首歌。

然后唱出来。

唱给一个陌生人听。

1982年10月，赵鑫回到香港。

周慧芳进来汇报工作，说完报表上的数字，又说了一件事。

“内地那边有消息，说电影局要开会，研究一些问题。有人问您有没有兴趣旁听。您要是想去，可以安排。”

赵鑫摇摇头。

“不去。”

周慧芳愣了一下。

“那边说，这个会挺重要的。”

赵鑫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没回头。

“重要的不是会。”

周慧芳点点头，出去了。

赵鑫站在窗边，一直站到天黑。

他想，那个会上，大概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那些不看电影的观众，他们为什么不看？

是因为电影不够好吗？

还是因为他们太累了？

他们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完碗。

坐在椅子上，想找一个东西，让他们暂时忘记白天受的那些气，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来的苦。

结果打开电视，看见的是一个人，站起来往前走，看不见他背后坐了一夜。

他们关掉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