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的桌上，堆着三个月没拆的信件和杂志。

威叔帮他收着，用橡皮筋一扎一扎捆好，每一扎上贴着小纸条，写着收到的日期。

他坐下来，一封一封地拆。

第一扎是六月的。最上面是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永宁镇的老宅地基。

那片废墟，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碎砖头、烂木头、杂草，都没了。

地基上立着一块新碑，青石质地，不高，但看着敦实。

碑上刻着十六个名字，一行一行，密密麻麻。

信里说，是周师傅自己出的钱，找人刻的碑。

刻了三天，他在旁边蹲了三天。

刻完了，摆了一碗饺子，供了一炷香，就回去了。

以后每年除夕，他来摆一碗饺子。

他儿子孙子，以后也会来。

赵鑫看着那张照片。

废墟没了，碑立起来了。

十六个名字整整齐齐，刻在石头上，风吹不走，雨打不掉。

他看着那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十六个人是怎么死的，碑上没写。

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挣扎，他们临死前最后看见的光。

最后听见的声音，最后喊出的名字，一个字都没有。

只有名字。

整整齐齐。

规规矩矩。

他想起小时候，镇上也有这样的碑。

立在祠堂门口，刻着历代先祖的名讳。

逢年过节，族人烧香磕头，没人问那些名字后面的人，这辈子过得苦不苦，死的时候疼不疼。

名字刻在石头上，人就变成了一笔一划。

痛苦被过滤干净，只剩下秩序。

他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把照片放在桌上，拿起第二封信。

是内地一个导演寄来的。

信里说，他的新片拍完了，送审没过。

领导说太伤感，不符合时代精神。

他问了一句：“时代精神是什么？是只有笑，没有哭吗？”

领导没回答他。

片子可能要改。

但会改成什么样子，他还不知道。

可是他会改的，因为想上映。

“我改的时候，忽然想起您一句话。您说，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暂时相信的东西。我想让观众相信，生活是有希望的，痛苦是会过去的。所以我得改，不能让他们看了更难受。”

赵鑫把信折好。

放在照片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