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加坡。

总统府的会客厅不大，一张长桌，六把椅子，窗外是修剪整齐的草坪。

李光耀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份《槟城空屋》的拷贝盒。

盒子上贴着一张手写标签，是陈启明的字迹：“已阅。第三遍。”

赵鑫坐在他对面，身后是许鞍华和顾家辉。

三个人都穿着西装，但许鞍华的领口有点歪，是早上赶时间没扣好。

她伸手想整理，又觉得此刻动手更尴尬，索性不管了。

李光耀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把自己面前的茶杯，往她那边推了推。

“许导演，”他开口，英语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你电影里那碗药，是真的？”

许鞍华愣了一下。

“苏家青庐那碗。”李光耀说，“干了四十年，碗底还有药渣。我母亲当年也熬过那种药，治失眠的。她睡不着，因为我父亲在监狱里。”

许鞍华握紧茶杯。

“是真的。苏家一直保持原样，每周打扫但不动任何东西。那碗药，就放在钢琴旁边的小几上。”

李光耀点点头。

他从手边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推过桌面。

黑白照片，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是一间木板房。

门口站着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都穿着学生装。

“1942年，我母亲和两个弟弟，摄于槟城。”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报告。

“我父亲1940年被捕，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逃到槟城，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八个月。1942年日军占领槟城前一天，我们坐最后一班船离开。我那两个弟弟，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后来一个死于1950年，一个死于1959年。都没活过四十岁。”

他把照片，收回文件夹。

“那间房子，我1980年回去看过。还在，但已经不住人了，改成杂货铺。门口那棵番石榴树也没了。”

他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