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赵鑫又托人带来一包资料。

这次不是信，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沉甸甸的。

谢晋拆开，里面是十几页手写的笔记，还有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老太太，瘦，背微驼，坐在公屋窗边，手里握着一面铜镜。

老太太的侧脸，对着镜头，看不出表情。

窗玻璃上有炭笔画的格子，歪歪扭扭，像小孩画的窗户。

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

沈静仪，1981年6月，香港调景岭公屋。

丈夫1950年留沪，女儿1967年抵港。铜镜是母亲遗物。

谢晋把照片，摊在台灯下，看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书房的窗台。

那盆茉莉是母亲1960年种的，她走那年开了三朵花。

后来二十年，每年浇水，再没开过。

他想起母亲教他煮粥那天。

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很轻。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想起自己这辈子，拍过那么多电影。

那么多人在银幕上哭哭笑笑，散场灯一亮，都回家了。

只有他自己，散场后还在剪辑房里。

对着几十万尺胶片，一帧一帧找那个对的镜头。

他在找什么呢？

也许是在找那声应答。

十二月初，上海下了一场雪。

谢晋没出门，在书房里写第四课。

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

抬起头时，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剧本完稿。

谢晋把四课的稿纸，摞在一起，边缘对齐。

封面还空着，没写片名。

他拿起笔，悬在纸面上方三寸，悬了很久。

笔落下去的时候，写的不是片名。

他写了一行字：

此片拍成后，恐难通过审查。

写完他就后悔了。

这不是一个导演该写在剧本封面上的话。

他把那行字划掉，划了三道杠，墨水洇开，像三条细小的裂缝。

然后他写下片名：

《家的生物学》

他盯着那五个字。

这是他四个月的心血。

四种动物，四户人家，四次应答。

他把自己这辈子关于母亲、关于妻子、关于儿女。

关于那些散落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的中国人。

关于一亿六千万年来，所有哺乳动物，共同拥有的那声呼唤。

全都写进去了。

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电影。

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会投。

成荫说他心太大，这是委婉的说法。

直说的话，这题材不合主旋律。

不讲革命，不讲建设，不讲任何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东西。

只讲哺乳，只讲应答，只讲母亲和幼崽之间那些沉默的、本能的、与生俱来的事。

这种东西，怎么拿去报备？

他把剧本放在书桌上，压在三份被毙掉的剧本下面。

也许就这样放着吧。

放着，也算是存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