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

黄月萍女士，在陈文统先生的搀扶下，缓缓步入红馆。

她手中紧紧攥着那个边缘磨损、颜色褪成浅灰的蓝信封，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黄老师，”

陈文统低声劝道，“若是心里太难过，我们就在外面看看，不进去也罢。”

“要进去的。”

黄月萍的声音很轻，却像磐石般沉静。

“国维的歌，等了四十年，终于有人肯接着唱下去。我不来听，谁该来听？”

她今日特意穿了一件，素净的浅灰色旗袍。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颈间那枚佩戴了四十年的羊脂玉坠，温润地贴在心窝里。

走进场馆，当她望见那片已然搭设完成的南洋街市布景时，她的脚步下意识地顿住。

“这是？”

“汕头街，”

陈文统指着那个，惟妙惟肖的榴梿摊位。

轻声道，“您看，连‘老王记椰浆饭’的布招，都原样复刻出来了。”

黄月萍慢慢走过去，伸出手指。

极轻、极缓地触碰了一下，那块木制招牌的边沿。

眼眶瞬间红了起来，但她没有让眼泪落下来。

只是喃喃低语：“国维最爱食他家的饭，每次都要央求，多淋一勺参巴酱。老板总笑他‘后生仔唔怕辣坏肚’，他就讲‘食饱先有力气挂住阿萍’。”

正在台上试音的谭咏麟，听见这话。

从钢琴边站起身，快步走了过来。

“黄老师。”

他站得笔直，语气是罕见的郑重，甚至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今晚我们或许唱得不够好。”

黄月萍抬眼看着他，忽然笑起来。

那笑容温柔而明亮，仿佛槟城傍晚，穿过椰林的海风。

“能唱出来，就已很好了。”

她的目光，仿佛穿过眼前的人，看到了遥远的过去。

“国维写那首歌的时候，连谱都不识几个，全凭心里一股气在哼。他同我讲，‘阿萍，我写得唔好，但你一定听得明’。现在你们肯接着写，接着唱，他不知道有多高兴。”

张国荣拿着一份，空白的折叠式“记忆信封”走来。

双手递上：“黄老师，如果您有话，想对蔡先生讲，可以写在这里。演唱会结束后，我们会将所有信带到槟城，放在蓝屋那架钢琴上。”

黄月萍接过那个洁白崭新的信封，手指难以抑制地微微颤抖。

她没有立刻动笔，只是轻声问：“那架钢琴，还能出声吗？”

“周伯走前，亲自调过一次音。”

陈文统低声回答，“他说，‘黄老师如果有一日回来弹，琴一定要响’。我们试过，音是不准了，但确实还能响。”

“能响，就好。”

泪水终于滑过她布满细纹的脸颊，但她的嘴角依然向上弯着。

“四十年了，哑了这么久，也该出出声了。”

晚上七点，观众开始入场。

与寻常演唱会，截然不同。

红馆门外，没有喧嚣的黄牛。

也没有兴奋尖叫的年轻歌迷。

人们安静地排着队，安静地验票，安静地循着号码，找到自己的座位。

许多人的手中，都捧着一些特别的东西。

一个面容沧桑的中年男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旧铁盒。

盒盖上，用红漆写着模糊的“郑”字。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由孙女搀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