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托纳多雷像个游客，便搭话道：“后生仔，看地盘啊？那栋楼起好之后，下面三层是商铺，上面是住宅。我攒了半辈子钱，订了其中一个铺位，打算开间茶餐厅分店。”

托纳多雷用生硬的粤语问：“为什么、要开分店？”

老板笑了：“为什么？因为我阿爸1950年从南洋回来时，身上只有五块钱。他在深水埗街头推车卖云吞面，攒了十年才租下这间铺。现在我儿子要去加拿大读书，我要多开一间，供他念完书，让他不用像他阿爷那样，被人叫‘南洋仔’。”

托纳多雷手一抖，奶茶溅出来几滴。

“你阿爸，从南洋回来？”

“是啊，槟城。”

老板用抹布擦了擦桌子，“1938年他想回国参军，但他阿妈抱着他的腿哭，说‘你三个哥哥都回去了，你留下吧，总要有人传香火’。他就留下了，1949年才回来。”

老板点了支烟，眼神望向窗外那个地盘。

“他临死前说，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那三个哥哥。所以他拼命挣钱，让我读书，让我儿子读书。他说：‘我们这一支没回去打仗，就要用别的方式争气。’”

托纳多雷付了奶茶钱，多给了五十元小费。

走出茶餐厅时，他对翻译说：“我知道电影缺什么了。”

“缺什么？”

“缺这种，代际间的接力。”

人类社会中，几代人代际间的良性共融，是最最珍贵的人类学课题。

没有之一。

任何社会只要做好这件功课，就不会堕落为历史的差生。

托纳多雷说，“1938年那代人，用牺牲问出问题，1965年那代人，用建设开始回答，1980年这代人，要用什么继续？”

他顿了顿：“《故土之心》不能只拍过去，要拍这种接力。拍一代人的问题，如何被另一代人接过，如何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回答。”

傍晚，托纳多雷回到清水湾时。

赵鑫正在剪辑室看样片。

三十分钟的粗剪，放的是南洋线的素材：

黑白照片、颤抖的证言、空屋的寂静。

“停。”

托纳多雷说，“这样不够。我们要加一段1965年的新闻胶片，李光耀宣布独立时，泪流满面的画面。然后直接切到1980年，新加坡的彩色航拍，整洁的街道，林立的高楼，学校操场上的孩子。”

许鞍华站在旁边：“导演，这样跳跃会不会太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