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工业里必须承认一个规律，当电影讲述一个故事时，导演的叙事视角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规律，凡是不承担后果的决策行为，都是在耍流氓。

所以，托纳多雷用1美元，换来了这个附带后果的权力。

1980年11月5日，清晨六点半。

清水湾片场食堂，托纳多雷放下手中的南洋史料复印件，抬起头看向谭咏麟。

“谭先生，你刚才说那些南洋青年回国，是因为‘受够了’？”

意大利导演的手指，敲了敲桌面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照片，“但我在想，回去打仗是一种反抗，留下来建设，是不是另一种反抗？”

谭咏麟正要咬馒头的动作停住了。

“留下来、建设？”

“对！”

托纳多雷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上面是他昨晚用意大利语，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我在罗马时，研究过新加坡。1965年它被迫独立时，李光耀在电视上哭着演讲。一个没有自然资源、连饮用水，都要靠邻国的岛国，被踢出了马来西亚联邦。”

他顿了顿，用不太流利但清晰的英语继续说。

“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然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那些南洋华人，没有选择回国打仗，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用另一种方式，修补出了一个新国家。”

食堂里安静下来。

连正在盛粥的张国荣，都停下了动作。

“导演，您的意思是？”

许鞍华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刚到的传真。

“我的意思是，《故土之心》不能只拍牺牲，还要拍另一种选择。”

托纳多雷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幅南洋地图前。

“1938年，一部分南洋青年，选择回国抗日，这是李小龙式的‘用拳头打出一条路’。但还有一部分人，在战后选择了另一条路，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的、不用再看人眼色的家园。”

他指着地图上的新加坡：“这才是南洋华人，最震撼的‘修补’。不是修补旧屋，是平地起高楼；不是等待故国强大，是自己亲手建一个，能挺直腰杆的祖国。”

赵鑫端着豆浆走进食堂，正好听到这段话。

他站在原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接通了。

五年来，他一直在想“复兴港娱”，到底该怎样去复兴？

是回到邵氏武侠的黄金时代？

还是创造新的潮流？

现在他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