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陈文统抵达清水湾。

风尘仆仆，旧帆布包鼓鼓囊囊。

会议室里，他把包里的东西倒在长桌上：

照片、信件、日记、几片干枯的茉莉花瓣。

“五栋房子，五个铁盒。”

陈文统声音沙哑但有力，“蓝屋的信，白楼的侨批，红楼的盟誓胶囊，青庐的药方，黄宅的日记。全部拿到了授权，可以拍，可以用。”

他拿起那本林淑贞的日记，翻开最后一页。

“这姑娘牺牲前写：‘若死，请勿以女身葬我，恐辱家门。’她父母到死不知道女儿是烈士，以为她跟人私奔了。四十年后，我们第一个要认的就是她。”

许鞍华接过日记，手在抖。

“电影什么时候开拍？”陈文统问。

“下个月。”

许鞍华说，“但开拍前，我们要做一件事。十天后，东京、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的选片人会来香港看企划案。我们要给他们看的不是剧本，是这五个铁盒里的实物，是这五首歌的demo，是这五个家庭后人的授权书。”

她抬头，眼神如刀：“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槟城空屋》不只是一部电影，是一场跨越四十年的认领仪式。认领那些被遗忘的牺牲，认领那些被误解的勇敢，认领那些该被记住的名字。”

晚上七点，创作会议。

长桌上摊开所有资料，墙上贴满五栋房子的照片和人物关系图。

会议开到一半，前台阿玲又冲进来：“赵总！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从罗马打来电话！他说看了《民国》的录像带，想参与《槟城空屋》的创作，可以做联合编剧或顾问！”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