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日期。”顾晓曼说。

日期是五年前的十一月十七日。

林微言的手指在那个日期上停住了。十一月十七日。她记得那个日子。那是沈砚舟跟她分手的前一周。那一周，他忽然变得很忙，电话不接，消息回得越来越短，从几行变成一行，从一行变成一个“嗯”字。她以为他变心了。所有后来那些决绝的、冰冷的、把她推开的东西，从十一月十七日就开始了。

“这份合同，有一个附加条款。”顾晓曼从纸堆里翻出另一页，“在这里。口头约定的，没有写进正文，但有备忘录。”

备忘录上的字是手写的。不是沈砚舟的字。是一个更老派的写法，繁体，笔画连绵，带着一点行书的味道。内容很短，只有几行：

“沈氏全盘接受顾氏对南岸项目的估值模型。顾氏同意向沈氏提供两亿元过桥资金。资金用途：填补沈氏因长兴项目造成的资金缺口。附加条件：沈砚舟需与顾晓曼保持公开合作关系，为期不少于十八个月。”

林微言把备忘录看了两遍。咖啡的热气在她面前升起来，散开，消失了。

“长兴项目。”顾晓曼说，“是他父亲沈启明主导的。一个商业地产项目，在城北，体量很大。项目启动第三年，地基挖到一半，发现下面是防空洞群。光加固地基就多花了七个月。等到主体出地面，建材价格涨了四成。等到封顶，合作方资金链断了。”

她的语速不快，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窟窿是十七个亿。”

林微言握着咖啡杯的手收紧了。陶杯是烫的，烫得掌心发疼，她没有松开。

“十七个亿的窟窿，沈氏填了十四亿。剩下三个亿，填不上了。沈启明四处找钱，没有人肯借。一个烂尾的项目，一堆压在手里的商铺，谁看了都摇头。”

顾晓曼端起面前的冰水喝了一口。冰块在玻璃杯里碰撞，声音很脆。

“后来他找到了顾氏。我父亲。”

她放下杯子，手指在杯壁上画着圈。

“我父亲愿意借钱。但有一个条件。”

“附加条款。”林微言说。

“对。附加条款。”顾晓曼的手指停了，“沈砚舟需要跟我保持公开合作关系，为期不少于十八个月。公开合作——意思是媒体能拍到，业内能看见，所有人都知道沈氏和顾氏绑在一起了。”

林微言看着她。

“为什么要加这一条。”

顾晓曼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几片。吧台后面的咖啡机嘶嘶冒着蒸汽。店里的音乐是一首很老的爵士，小号吹得懒洋洋的，像午后阳光里翻身的猫。

“因为我父亲需要一个挡箭牌。”

她的声音变低了。

“那时候顾氏正在谈一笔海外的并购。对方是一家老牌的欧洲企业，非常保守。他们不喜欢顾氏——一个亚洲的家族企业，在他们眼里意味着不稳定、不透明、随时可能变卦。我父亲需要一个东西来证明顾氏是可靠的、是愿意跟人长期合作的。沈氏是一个老牌子，沈砚舟是名校毕业，形象干净，履历漂亮。”

她把冰水喝干，冰块留在杯底，透明的，互相挤着。

“他需要一个女婿。不需要真的是，只需要看起来像。”

林微言把备忘录放下。纸落在桌上，发出一声极轻的沙沙声，像落叶擦过地面。

“沈砚舟答应了。”

“他不能不答应。”顾晓曼说，“沈氏那时候撑不了太久。三个亿的缺口不堵，长兴项目就彻底死了。项目一死，银行抽贷，供应商挤兑，沈氏就是第二个长兴——烂在那里，谁都救不了。他父亲沈启明那段时间头发白了一半。不是染的那种白，是一夜之间白的那种白。从发根白出来的，白的发灰，像冬天的芦苇。”

林微言想起沈砚舟跟她分手那天。他坐在她对面，眼睛是干的。从头到尾没有一滴眼泪。她说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他没回答。她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说不是。她说什么不是。他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然后他站起来，走了。背影在走廊里越来越小，拐了个弯，不见了。那时候她以为他狠。后来这些年，她一直以为他狠。

“那份合同签了多久。”林微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