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林微言等了整整一天。她把书店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那本《花间集》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在柜台上，泡了两杯茶。她从早上九点等到晚上九点，等到茶凉了又换，换了又凉，最后倒掉了六泡茶叶。沈砚舟没有来。

第二天，她没有等。她把书店门关了，一个人去了城外的公墓。她去看外婆，在外婆的墓碑前坐了两个小时，跟外婆说了很多话。她说外婆，我好像搞错了一件事，一件很大的事。她说外婆，我以为那个人不要我了，其实他是不能要我。她说外婆，我现在该怎么办？

外婆没有回答她。风从山岗上吹过来，把墓前的菊花吹得东倒西歪。林微言把花扶正，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站起来走了。

今天是第三天。沈砚舟依然没有来。

林微言看着手机上那个孤零零的“好”字，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认识的那个沈砚舟，不是一个会无缘无故失约的人。他说了“好”，就一定会来。除非——他出了什么事。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怎么都压不下去。

她拨了沈砚舟的号码。电话响了六声，然后转入语音信箱。她又拨了一遍，还是语音信箱。第三遍，直接关机了。

林微言的心开始往下沉。

她翻出三天前沈砚舟来店里时用的那个布袋，布袋里除了那些古纸，还有一张名片。名片上是沈砚舟现在的公司名称和地址——顾氏集团法务部，高级顾问，办公地点在城东的国贸中心。

林微言拿起包，关了书店的门，撑伞走进雨里。

雨下得比上午更大了。她站在巷口等出租车，雨水顺着伞骨流下来，把她的帆布鞋和裤腿全部打湿。冷风灌进衣领，她打了个哆嗦，但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想退缩的意思。

出租车等了十五分钟才来。林微言钻进车里，报了国贸中心的地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大概觉得这个浑身湿透的女人看起来不太正常，但没有多问，踩下油门驶入了雨幕。

车子在拥堵的街道上缓慢爬行。林微言靠着车窗，看着雨水在玻璃上画出无数条扭曲的轨迹。城市的轮廓在雨幕中变得模糊不清，高楼大厦像是浸泡在水里的海市蜃楼，摇摇欲坠。

她的手机忽然震了。不是来电，是一条短信，发送者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号码。

短信只有一行字：“沈砚舟在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

林微言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血液科。

她不需要问“哪个医院”“哪个科室”“为什么在那里”。她知道血液科意味着什么。五年前，沈砚舟就是因为血液病离开的。现在他又在那里，说明那场病——那个她以为已经过去了的噩梦——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师傅，”林微言的声音在发抖，“不去国贸了。去市第一人民医院。”

司机又看了她一眼，这次眼神里多了一些东西。他什么也没说，调转了方向。

林微言握着手机，手指冰凉。她想给那个陌生号码回拨过去，但理智告诉她不要。对方既然选择用短信而不是电话，说明不想被她找到。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医院，亲眼看到沈砚舟，确认他没事。

但怎么可能没事呢？如果没事，他为什么会在血液科？如果没事，他为什么会失约？如果没事，为什么他的手机会关机？

林微言闭上眼睛，把脸埋进手心里。

五年前，她站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看着沈砚舟的背影消失在人海中。她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走，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她只是站在那里，手里攥着一张被他退回来的车票，觉得全世界都塌了。

五年后，她坐在一辆开往医院的出租车里，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不知道他严不严重，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好起来。她只是坐在那里，手里攥着手机，觉得那个刚塌过一次的世界，又要塌了。

车子在医院门口停下。林微言付了钱，撑伞冲进门诊大厅。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把她的头发粘在脸上，看起来狼狈极了。

她跑到服务台，声音急促：“请问血液科在几楼？”

“住院部十二楼。”护士看了她一眼，“您是家属吗？探视时间已经过了。”

“我是……我是他未婚妻。”林微言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但她没有时间犹豫，“他叫沈砚舟，今天刚入院的，麻烦您帮我查一下。”

护士在电脑上敲了几下，点了点头：“沈砚舟，今天下午入院的，住在1206病房。您从这边坐电梯上十二楼，出电梯右转走到头就是。”

林微言说了声谢谢，转身冲向电梯。

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看着电梯门上映出的自己——湿透的头发、苍白的脸、红肿的眼睛——觉得这个人陌生得不像自己。她从来不这样的。她从来不会为了一个人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她从来不会在没有确认任何事情之前，就先让自己慌了神。

但沈砚舟，好像永远是一个例外。

五年前是，五年后也是。

电梯到了十二楼。门开的瞬间，一股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扑面而来。走廊很长，灯管发出惨白的光，把整个楼层照得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温度的冰柜。护士站的护士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大概是觉得她太狼狈了，主动问了一句：“找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