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什么？”顾晓曼打断了她，语气不重，但很直接，“林微言，你当时二十四岁，刚刚参加工作，月薪不到五千，租住在城中村的隔断间里，连一台空调都装不起。他父亲的手术费加后续治疗费用，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两百万。你能等什么？等你能赚到两百万？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林微言被问住了。
“他不想拖累你。”顾晓曼的声音软了下来，“他这个人，你比我了解。他宁可自己扛着，也不愿意让他在乎的人跟着受苦。他父亲病了，他需要钱，顾氏能给他钱，但条件是他必须全职过来，而且不能对外透露任何消息。他犹豫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签了。”
“他签协议的那天晚上，在医院的天台上坐了一整夜。”顾晓曼继续说，“第二天早上我去医院接他，看见他坐在那里，浑身都是露水，手里攥着你的照片。他对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林微言看着她，等着。
“他说：‘顾小姐，从今天开始，我在她的人生里就是个死人了。’”
修复室里安静极了。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剩下屋檐的滴水声，一滴一滴，像是时间在慢慢愈合某些伤口。
林微言低着头，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工作台上，晕开一小片水渍。她没有擦，任由它们流着。这五年的眼泪，她以为早就流干了，原来没有。它们只是被堵住了，堵在某个她找不到的地方，等着某一天、某个人、某一句话，把它们全部释放出来。
顾晓曼从包里拿出一包纸巾，放在工作台上，没有递给她，只是放在那里。
“你恨我吗？”顾晓曼问。
林微言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吸了吸鼻子：“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确定，不确定就是不恨。”顾晓曼微微笑了一下，“其实你不用恨我，因为我也是被利用的那个人。”
林微言抬起头。
顾晓曼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墙上那些修复工具上，像是在回忆什么很远的事情。
“我父亲当年找到沈砚舟，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虽然他确实很优秀——而是因为顾氏正在打一场很重要的知识产权官司，需要一个有天赋、有冲劲、又足够听话的年轻律师。沈砚舟恰好符合所有条件。他有天赋，有冲劲，而且他需要钱，所以他会听话。”
“我父亲给他的协议，表面上是三年，实际上是一个陷阱。三年期满之后，顾氏的核心商业机密他已经接触了大半，他走不了了。不是不能走，是不敢走。他签过保密协议，一旦离开，顾氏可以告到他倾家荡产。”
“所以他在顾氏待了五年？”林微言的声音有些涩。
“五年，不是因为他不敢走，是因为他不想走。”顾晓曼看着林微言，“你猜他为什么不走？”
林微言没有猜。她不敢猜。
“因为你在书脊巷。”顾晓曼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你离开北京之后，他找了你大半年。他以为你会回老家，或者去南方，没想到你来了这座城市，进了这家古籍修复中心。他确认你在这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离开顾氏的念头。”
“因为只要他还在顾氏，他就有借口留在这座城市。顾氏在这座城市有分公司，他申请调过来，名正言顺。他可以远远地看着你，知道你在这里，知道你好好的，就够了。”
林微言攥紧了手里的纸巾。
“这些年，他去过书脊巷很多次。”顾晓曼的语气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报告，“他从来不进去，就是在巷口站一会儿，或者在对面的咖啡馆坐坐。他知道你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出门买早餐，知道你喜欢在巷口那家包子铺买两个香菇青菜包和一杯豆浆，知道你每周四下午会去古籍中心二楼的库房整理新到的书，知道你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会加班到很晚。”
林微言的手在发抖。
她想起很多次，她从修复室出来，走在那条窄窄的巷子里，总觉得有人在看她。那种感觉很奇怪，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被注视的、被包裹的温暖。她回头看过很多次，巷子里只有来来往往的行人，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他还做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顾晓曼从包里又拿出一张纸，是一份打印的邮件截图，“你在这家古籍修复中心的入职申请，本来是被刷掉的。你的专业背景没问题，但那年竞争太激烈，比你资历深的人有好几个。是沈砚舟托了关系，让人力资源部把你的简历重新捞出来的。”
林微言愣住了。
“还有你租的那间房子，那个隔断间——你还记得吗？你住了两年，房东从来没有涨过房租，还帮你修了好几次水管。不是房东人好，是沈砚舟私下给房东补了差价，条件是不要告诉你。”
林微言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你去年修的那本明代县志，就是那个被水泡得很厉害、你花了两个月才修好的那本——你知道是谁送来的吗？”
林微言茫然地摇了摇头。
“是沈砚舟从一个私人藏家手里买下来的，特意做旧了，让人送来给你修。他知道你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修复项目，那本县志的水渍修复难度很高，他觉得你会感兴趣。”
林微言靠在椅背上，泪水模糊了视线。
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她以为她是一个人在书脊巷生活，一个人面对那些残破的书页，一个人在修复别人的故事的同时，试图修复自己破碎的心。
她不知道，在这条巷子的某个角落，始终有一个人在看着她。
不是跟踪，不是监视，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敢靠近的守护。他把自己藏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用她能感知到但无法确认的方式，告诉她——你在这座城市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