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又安静了下来。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的，每一秒都很清楚。林微言坐在沙发上，沈砚舟坐在椅子上，两个人隔着一张茶几的距离。这个距离不远，但走了五年。
“你父亲现在怎么样了？”林微言问。
“好了。”沈砚舟转过头来，眼眶还是红的，但声音稳了一些，“手术很成功，化疗也做完了。现在在家休养，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步，下午看看电视，晚上跟我妈拌拌嘴。身体比以前还好。”
“那就好。”林微言说。
她想起大学的时候，沈砚舟偶尔会提起他父亲。说他父亲是工厂的工人，干了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说他想赚钱了带父亲去北京看看天安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是已经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红旗。
“那你在国外那几年，”她又问，“过得好吗？”
沈砚舟苦笑了一下。
“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顾氏在海外有业务，我被派过去做法律支持。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周末还要处理各种合同和纠纷。忙的时候什么都不想，闲下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闲下来的时候会想你。”
他说“想你”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林微言知道，能把这两个字说得这么平淡的人，一定是把这五个字在心里说了无数遍，说到麻木了，说到不疼了，说到可以像说一件普通的事情一样说出来了。
“那你想我的时候怎么办？”她问。
沈砚舟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翻手机。你的照片我一直留着。还有——”他犹豫了一下，“还有你的微博。你发的每一条我都看过。”
林微言愣了一下。她的微博很久没更新了，最后一条是去年发的，拍了一张工作室窗外的书脊巷，配了一行字：“雨停了，猫在屋顶上晒太阳。”她发这条微博的时候，窗外确实有只猫，橘色的，胖得像个球，趴在瓦片上眯着眼睛。
“你连那条都看到了？”
“看到了。”沈砚舟说，“那只猫很胖。”
林微言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这是她今天第一次笑，笑完之后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收了回去。
“那只猫是巷子里的野猫，陈叔天天喂它，喂胖的。”
“我知道。”沈砚舟说，“我去书脊巷的时候见过它。”
林微言看着他。他坐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姿态很放松，但眼睛一直看着她，目光里的东西很重，重得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你去过书脊巷多少次？”她问。
沈砚舟没有回答。
“多少次？”她又问了一遍。
“记不清了。”他说，“每次回国都会去。有时候是专程去的，有时候是路过。去了也不一定进去，就在巷子口站一会儿，看看那棵老槐树，看看你工作室的窗户。灯亮着就知道你在，灯灭了就走了。”
林微言的鼻子又酸了。
“你为什么不敲门？”
“不敢。”沈砚舟说，“怕你不想见我。更怕你想见我。”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想见我，我就彻底没机会了。但如果你想见我——”他停了一下，声音忽然变得很轻，“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五年，太长了。长到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站在你面前。”
林微言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窗外的江面上，几艘货轮静静地停着，灯光在水里拖出长长的倒影，像是一条条金色的丝带。远处的城市灯火辉煌，高楼大厦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把整条江快燃染成了橘红色。
她看着那片灯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沈砚舟，”她说，“你知不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的？”
“我知道一些。”
“你不知道全部。”她转过身来，看着他，“你走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你说的那些话。‘你太黏人了’——我哪里黏人了？是你先找我的，是你说喜欢我的，是你每次下课都等在图书馆门口的。我哪里黏人了？”
她的声音有些激动，但她没有停下来。
“‘你没主见’——我没主见？我选了全世界最冷门的专业，我一个人跑到北京去找老师，我在书脊巷开了全城唯一一家古籍修复工作室。这叫没主见？”
沈砚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
“‘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怎么不是一路人了？你喜欢法律，我喜欢古籍，这有什么冲突吗？你打官司的时候我在修书，我修书的时候你在打官司，这不挺好的吗？各做各的事，回到家里还能聊聊天。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
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但她没有擦，也没有停。
“你说的那些话，我一个都不信。但我没有办法证明那是假的。你走了，不接电话，不回消息，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我找不到你，问不到任何人，我只有你自己说的那些话。那些假话。”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吸了吸鼻子。
“我这五年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他说的是真的。他就是那样想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忘了他吧。”
她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被磨平了的、已经不再尖锐的痛。
“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忘掉你。你回来了。你告诉我那些都是假的。你有苦衷，你有难处，你替我做了所有的决定。然后呢？然后我要怎么办？再把那五年的账一笔勾销？再重新开始？”
沈砚舟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两个人之间只有一步的距离，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