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崔给事提醒。”杨军拱手，语气诚恳，“下官初担重任，唯知以事功为要，思虑或不周详。使司所行诸法，皆因北边军情紧急，不得已而为之权宜之计。如‘规式’之立，是为保证军械基本可用，防止劣品充数害了将士性命；‘官定收购’是为快速平抑市价、保障原料，免为奸商所趁；至于使司权责，章程明定，重在协调核查，具体事务仍归各部司地方，且有刘公坐镇、多方监督，绝无揽权之意。这些，下官日后自当更注意向各方阐明。至于战后是否恢复旧制，自是陛下与朝廷公议，下官岂敢妄言？当前，唯有竭尽全力，保障北边军需无缺。”

他这番回答，不卑不亢。既承认了方法有“权宜”性质，弱化了其“变革”色彩，又强调了所做一切的紧急必要性和现实成效，并将最终决定权归诸朝廷和皇帝，自己只扮演执行者角色。同时，也委婉地表示了会注意沟通解释，但核心任务（保障军需）的决心不容动摇。

崔仁师深深看了杨军一眼，似乎有些意外于这个年轻人的沉稳与滴水不漏。他笑了笑，放下茶杯：“杨侍郎明白就好。下官也只是例行公事，传达些不同的声音，免得侍郎埋头实务，不闻窗外风雨。既如此，下官告辞。”

“崔给事慢走。”杨军起身相送。

送走崔仁师，杨军回到案前，看着那几份奏章抄本，眉头微蹙。这只是开始。随着使司持续运转，触及的利益面会更广，遇到的阻力也会更大。太子系不会坐视秦王的势力通过使司进一步扩张，尤其是杨军这个明显带着“秦王烙印”且能力出众的干将。

他必须有所准备。

傍晚，杨军来到天策府。将崔仁师来访之事，以及那几份奏章的内容，原原本本告知了李世民、房玄龄和杜如晦。

“意料之中。”杜如晦冷笑，“见正面难以阻挡，便从侧面迂回，挑刺找茬，制造舆论，这是惯用伎俩。那个将作监少匠，我记得其族叔与东宫一位属官是姻亲。河东那县令，早年似乎受过裴寂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