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仁师笑容不变，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抄本，轻轻放在案上：“指教不敢当。只是门下省近日收到数份奏章，皆与北边军需筹备事宜相关。其中有些议论，觉得……或许该让杨侍郎知晓一二。”

杨军接过抄本，快速浏览。一份来自将作监某位少匠的申诉，抱怨使司推行的“规式”过于严苛死板，束缚了匠人发挥，且验收吏员死扣条文，对一些“无伤大雅”的传统工艺差异也判为不合格，导致返工增多，延误工期。另一份来自河东某县县令的密奏，委婉指出使司“官定收购”铁料虽平抑了市价，但行政强力介入，挤压了民间正常铁器贸易，且预付工钱、大量钱帛流动，易生贪腐，请朝廷“斟酌其法，勿使扰民”。还有一份，则直接质疑“北边军需筹备使司”权责过重，有架空兵部、民部乃至地方官府职权之嫌，建议“战事稍缓，即当裁撤，诸事归复旧制”。

字里行间，看似就事论事，实则矛头隐隐指向使司的核心运作方式，尤其是杨军力推的标准化、集中协调和打破常规的财政手段。这些奏章若在平时，或许只是寻常争论，但在北边军情紧张、使司风头正劲的当口出现，其背后意味，值得玩味。

“崔给事，”杨军放下抄本，神色平静，“这几份奏章，门下省是何态度？准备如何呈报陛下？”

崔仁师端起茶杯，轻啜一口，慢条斯理道：“门下省的职责是‘封驳’，看到可能欠妥的政令、听到不同的声音，自然要记录下来，斟酌是否需提请陛下圣裁。至于态度嘛……下官个人浅见，杨侍郎雷厉风行，成效显著，确有过人之处。然治国如烹小鲜，有时火候太过，或调料太新，也需适时调整。使司之法，应急固佳，但若作为常例，是否真能利大于弊？是否会催生新的弊端？朝中有此疑虑者，恐非少数。杨侍郎年轻有为，前程远大，行事若能更周全些，多虑及各方反响、制度惯性，或能走得更稳、更远。”

这番话，表面是关切提醒，实则暗含敲打：你的方法太激进，触及了旧有利益和思维习惯，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警惕和不满。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或者至少做出妥协姿态，才是明智之举。

杨军听懂了。这是太子系，或者至少是朝中保守势力，借崔仁师之口，发出的第一波试探性阻击。他们可能暂时无法动摇使司的紧急任务，但已经开始为“战后裁撤使司、恢复旧制”制造舆论，并试图给杨军本人贴上“操切”、“扰民”、“权重”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