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

雷姆不是单纯讨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他是在恐惧——恐惧这部电影所代表的叙事权力正在彻底脱离旧秩序的掌控。当孟买贫民窟的孩子能靠知识改变命运，当印度青年用英语流利讲述自己的苦难与欢欣，当全球观众为一张棕色面孔的微笑落泪……这种真实，比任何政治演讲都更具颠覆性。

而雷姆代表的，从来不是艺术标准，而是筛选权。

陈实忽然想起上周五在环球影城片场，一个穿着褪色校服的小女孩踮着脚尖，把一张皱巴巴的《贫民窟》电影票根塞进他手里：“Mr.Chen，我妈妈说，您拍的这部电影，让我们班同学第一次在历史课上举手说‘我知道印度’。”

那一刻他忽然懂了希拉里为什么坚持要拍《拆围墙的男孩》——她要的不是传记，而是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更多“不知道印度”的教室门的钥匙。

手机震动。

是洛伦佐发来的加密短信，只有六个字：【已启动B计划】。

陈实回复：【让华纳法务部，明早九点前把《贫民窟》全球发行合同原件扫描件发我邮箱。特别注意第十七条第三款。】

他收起手机，转身走出密室。走廊尽头，索菲亚·科波拉正靠在雕花廊柱旁，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胶片——那是1972年《教父》初剪版的原始负片，边缘已有细微划痕。“你看了雷姆今天在《综艺》的专栏？”她问，声音很轻。

“看了。”陈实点头，“他说《贫民窟》的成功是‘文化奇观的偶然胜利’，建议学院设立‘非西方叙事特别评审团’。”

索菲亚笑了，把胶片轻轻按在胸口：“1972年，《教父》首映后，全美七家主流报纸用了同一个词评价它——‘粗鄙’。《纽约时报》影评人写道：‘这是一部教唆暴力、亵渎家庭、赞美黑手党的毒药。’”

她抬眼，目光沉静如深潭：“可就在同一天，纽约布朗克斯区的意大利裔社区，有三百二十七个孩子，因为看了《教父》，第一次在作文里写了‘我的祖父也这样吻我的额头’。”

陈实没接话。他只是伸手，从索菲亚指缝间抽走那截胶片。在走廊顶灯下，他对着光线转动胶片，银盐颗粒在光束中浮游如星尘。“你知道吗，”他声音低缓，“《贫民窟》在印度孟买上映首周，有四十二家影院经理自发组织车队，载着三百多个贫民窟儿童，免费接送他们看首映。那些孩子没带零食，就用报纸包着自家烤的土豆饼。”

索菲亚静静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