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丝如织，敲打在高雄港码头的铁皮屋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沈墨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窗前，手指摩挲着窗棂上结成的细密水珠。他的金丝眼镜在昏黄灯光下折射出冷光，透过玻璃，望向码头方向——那里停靠着三艘挂着星条旗的美军补给舰，水手们正冒雨卸下印有“usa”字样的木箱。

“老板，茶凉了。”

陈明月端着新沏的冻顶乌龙走进来，素色旗袍的下摆还沾着楼梯间的雨水。她放下茶盏时，左手无名指微微弯曲，那是他们约定的暗号：楼下有情况。

“海关的老吴刚才来过了，”陈明月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茶叶的价格，“说是明天要抽查我们上个月出口菲律宾的那批蔗糖，单据得重新整理。”

沈墨端起茶杯，杯盖与杯沿轻轻磕碰三下，表示明白。老吴是他们在海关的内线，所谓“抽查蔗糖”其实是紧急会面的暗语——有重要情报需要传递。

“你去把账本找出来，我亲自去解释。”沈墨说话时目光没有离开窗户，他注意到码头入口处多了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虽然打着黑伞，但站姿笔挺，明显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

陈明月退下后，沈墨从抽屉里取出怀表。这块英制银怀表的表盘下藏着微缩胶卷，里面是上个月从左营海军基地获取的舰艇维修记录。他轻轻拨动表冠，秒针跳动的节奏变成摩斯密码的规律：晚八点，大沟茶楼。

窗外雨势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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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四十分，沈墨撑着一把黑色油纸伞，走进盐埕区狭窄的骑楼巷道。雨水在青石板路上汇聚成涓涓细流，倒映着街边茶楼透出的昏黄灯光。他穿着深灰色长衫，腋下夹着一卷用油布包裹的账本，看起来就是个寻常的生意人。

大沟茶楼是高雄老字号，三层木制建筑在风雨中吱呀作响。一楼大厅坐满了茶客，说书人正讲到《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的章节，惊堂木一拍，满堂喝彩。

沈墨径直上了二楼，在临窗的雅座坐下。这个位置能看清茶楼正门和后面的小巷。他要了一壶铁观音，两碟点心——花生米和绿豆糕，这是与老吴约定的暗号。

八点整，楼梯口传来熟悉的咳嗽声。

老吴穿着海关制服，帽子压得很低，手里提着一个湿漉漉的公文包。他五十出头，脸上布满海风刻出的皱纹，是高雄港的老资格，也是沈墨发展最早的情报员之一。

“沈老板，久等久等。”老吴在对面坐下，摘下帽子抖了抖雨水，“这鬼天气，出门真是不便。”

“吴科长冒着雨来，沈某感激。”沈墨给他斟茶，动作不疾不徐，“您说要重新核验单据，不知道是哪里出了纰漏？”

两人的对话正常得像是真正的公务往来。老吴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夹，翻开时，沈墨看到纸张边缘有用铅笔做的细微记号——那是情报的位置。

“上个月十五号出口马尼拉的那船糖，”老吴指着表格上的一行数字，“菲律宾海关反馈说重量对不上，少了三吨。我查了装船记录，那天是‘顺风号’承运的，对吧？”

沈墨点头，手指在茶杯边缘划过。老吴用“三吨”暗示情报等级为最高，“顺风号”则是地点代号——指的是左营海军基地。

“我记得那天码头确实有些混乱，”沈墨顺着话说，“有军舰靠港，征用了三号泊位，我们的货是临时改到五号泊位装船的。”

“这就对了。”老吴压低声音，身体前倾，像是要仔细看表格，实则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音量说：“张启明出事了。”

沈墨端茶的手纹丝不动，杯中的水面却荡开一圈细微的涟漪。

张启明是他们策反的左营海军基地文书，上个月刚刚传递出关于“台风计划”演习区域的草图。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家里有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因为急需用钱给母亲治病，才被沈墨用“预付三年薪水”的条件打动。

“什么时候的事？”沈墨问，声音平静如常。

“昨天下午被捕的。军情局第三处直接派人到基地带走的，没有经过海军系统。”老吴的额角渗出细汗，“据说是在他宿舍搜出了微型照相机，还有一卷没来得及冲洗的胶卷。”

沈墨的心往下沉，但表情依然镇定：“胶卷内容？”

“不清楚。但听说魏正宏亲自审讯，动了大刑。”老吴的手指在桌下做了个“三”的手势，意思是“三重刑”，这是军情局最残酷的审讯手段之一。

茶楼的说书人换了章节，讲到“苦肉计”，声音洪亮地描述着周瑜打黄盖的场景。沈墨端起茶杯，借着氤氲的热气，迅速思考着应对方案。

如果张启明已经招供，那么“高雄有个戴金丝眼镜的商人情报员”这条信息很可能已经泄露。魏正宏是出了名的多疑谨慎，他不会立即动手抓人，而是会布下天罗地网，等待更多人上钩。

“我们的‘茶叶供应商’知道这事吗？”沈墨用暗语问，指的是台北的苏曼卿。

“还没通知。但‘供应商’那边也传来消息，说最近有陌生面孔在铺子周围转悠。”老吴抹了把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沈老板，我觉得风向不对，咱们是不是该避一避？”

沈墨没有立即回答。他望向窗外，雨夜中的高雄港灯火稀疏，远处的军舰轮廓在雨幕中若隐若现。他想起三个月前第一次接触张启明时的情景——那个年轻人紧张得手指发抖，但说到母亲的病时，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

“他母亲的医药费，我们支付了多少？”沈墨突然问。

老吴愣了一下：“按约定，先给了二百银元，说好完成任务后再给三百。出事前三天，我刚把第二批钱送去，他母亲还让我带话，说儿子遇到贵人了...”

话音未落，茶楼外突然传来汽车急刹的声音。

沈墨和老吴同时看向窗外——两辆黑色轿车停在茶楼门口，车门打开，跳下来七八个穿中山装的男人。为首的那人撑着黑伞，仰头看向茶楼二楼，雨夜中看不清面容，但沈墨认出了那个身形。

魏正宏。

几乎在同时，茶楼后门的方向也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沈墨从窗缝往下看，小巷里出现了更多黑影，呈扇形向茶楼包抄。

“我们被围了。”老吴的脸色瞬间惨白，手不自觉地伸向腰间——那里别着一把勃朗宁手枪。

“别动。”沈墨按住他的手，声音低沉而镇定，“枪一响，就坐实了。”

楼下的说书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茶客们慌乱的议论声。紧接着，楼梯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不止一个人正在上楼。

沈墨的大脑飞速运转。魏正宏亲自带队，说明他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证据。但既然选择在茶楼围捕而不是直接闯进贸易行抓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确认“沈墨”就是“海燕”，或者说，他想在公开场合制造某种效果。

是试探？还是已经确定了？

雅间的门被推开，不是他们这间，是隔壁。特务粗暴的喝问声传来：“证件！全部拿出来！”

老吴额头上的汗珠滚落，滴在桌面的表格上，晕开了钢笔字迹。沈墨却突然笑了，他端起茶壶，给老吴续了一杯茶。

“吴科长，别紧张，例行检查而已。”他的声音提高了些，足够让门外的人听见，“咱们做正经生意的，怕什么？”

话音刚落，他们雅间的门就被推开了。

门口站着三个人。中间那人五十岁上下，国字脸，浓眉，穿深蓝色呢子大衣，手里拿着一根镶银手杖。他的眼睛像鹰一样锐利，扫过雅间内的每一寸空间，最后定格在沈墨脸上。

正是魏正宏。

“打扰二位雅兴了。”魏正宏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刻意的礼貌，“军情局办案，例行检查，还请配合。”

他说话时，身后的两名特务已经走进雅间，开始搜查。一人翻看老吴的公文包，另一人检查沈墨带来的那卷账本。

沈墨站起身，做出生意人常见的谦恭姿态：“长官请便。不知是在查什么案子？我们做生意的，最怕沾上官司。”

魏正宏没有回答，他的目光在沈墨脸上停留了足足五秒，像是在审视一幅画作的细节。然后，他慢慢踱步到窗边，看向窗外雨夜中的码头。

“沈老板常来这喝茶？”魏正宏突然问。

“偶尔。这里的铁观音不错。”沈墨回答得不卑不亢。

“喜欢临窗的座位？”

“视野好，能看到码头的船只进出，对我们做贸易的来说，也算是一种...职业习惯。”

魏正宏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好习惯。不过今晚雨大，码头上没什么船可看吧？”

这句话里有陷阱。如果沈墨回答说“是”，就说明他刚才看向窗外时注意到了码头的状况，这在雨夜中其实很难看清。如果回答“不是”，又显得刻意。

“雨夜有雨夜的景致，”沈墨微微一笑，“码头灯光映在雨水里，别有一番意境。可惜吴科长在跟我对账，没心思欣赏。”

他把话题自然地引向公务，同时表明自己并非一直在看窗外。

这时，搜查公文包的特务抬起头，朝魏正宏微微摇头——没发现可疑物品。另一个特务也检查完了账本，那确实就是普通的贸易单据。

魏正宏脸上的笑容淡了些。他走到桌边，拿起沈墨刚才用的茶杯，对着灯光仔细端详。杯壁上还残留着茶渍，茶叶沉在杯底。

“沈老板喜欢喝铁观音？”魏正宏突然问。

“今晚点的是铁观音，不过我更偏爱冻顶乌龙。”沈墨从容回答，“家里存的还有些，长官若是喜欢，改日我让人送些到府上。”

“不必了。”魏正宏放下茶杯，手杖在地板上轻轻顿了顿，“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沈老板。”

“不敢当，您请问。”

“听说沈老板是福建晋江人，1948年才从日本回国？”魏正宏的问题看似随意，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锐利。

“是，家父早年在神户经商，我在日本上的学。”沈墨对答如流，这是他“沈墨”身份设定中的基本背景，早已演练过无数遍。

“那沈老板的闽南语说得真好，一点日本口音都没有。”

“家父从小要求在家必须说闽南话，说是不能忘本。”沈墨露出怀念的神色，“现在想来，父亲真是有远见。”

魏正宏点点头，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但下一秒，他突然用日语问了一个问题：“沈さんは神戸のどこに住んでいましたか？（沈先生在神户住在哪里？）”

这是突击测试。如果沈墨的日本背景是伪造的，很可能无法立即用流利日语回答，或者回答中出现破绽。

沈墨几乎没有任何停顿，用带着关西腔的日语回答：“灘区の住吉町です。家は阪神電車の線路の近くにあり、夜中に電車の音がよく聞こえました。（住在滩区住吉町。家在阪神电车线路附近，夜里常能听到电车的声音。）”

他不仅回答了问题，还补充了细节，增加了可信度。关西腔是神户地区的典型口音，如果不是在当地长期生活，很难模仿得如此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