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慑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

铁铉虽雷厉风行，严惩了数名贪赃枉法的官吏，抄没家产、流放边疆以儆效尤，但西北地域辽阔，州县相隔千里，山高皇帝远，想要全面整肃吏治，无异于杯水车薪。往往是这边刚查处一案，那边又有官吏顶风作案。

新政执行层层走样，百姓对官府的信任度一落千丈，不少流民甚至对“以工代赈、垦荒拓田”的国策产生疑虑，宁可流离失所，也不愿再轻易相信官府的许诺。

最后的难题，便是税源分散与百姓贫弱交织，让西北的税收征管难如登天。

西北本就地广人稀，经连年战乱，更是村落凋敝，十室九空。

流民们奉旨垦荒，多是寻着水源充足、地力稍好的零散地块落脚，少则三五户聚成一个村落，散落在山坳河畔；多则数十户，也难成连片的集镇，往往隔着数里甚至数十里的戈壁荒滩。

这般星罗棋布的居住格局，让税源变得极为分散。

官吏们下乡收税，往往天不亮便动身，翻山越岭、蹚水过河，颠簸数日才能抵达一户农家，收上来的赋税，甚至不够路上的盘缠，收税成本高得惊人。

更让人忧心的是，西北百姓多是流离失所的流民，家底薄得如一张纸，纵使铁铉体恤民情，定下极低的税率，又免去了所有苛捐杂税，多数人家也仅能勉强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