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旧契，或是地界模糊，或是字迹残缺，真伪难辨，而流民已耗费数月辛劳开垦荒地，倾注了心血与希望，自然不肯轻易退让。

双方争执不下，甚至大打出手，铁铉虽设了仲裁所调解，却因缺乏明确的田册佐证，往往难以服众，清丈工作屡屡陷入停滞。

更棘手的是西北土地类型繁杂，戈壁、沙漠、盐碱地与熟地交错分布，地力差异极大。

朝廷原定的“三等田征税”制度，在西北根本难以精准推行。

有些垦荒田看似连片，实则地下多石、缺水贫瘠，收成不及熟地三成；而有些熟地因战乱抛荒多年，地力衰退，需数年耕作方能恢复。

官吏丈量时，百姓对田等划分争议极大，贫苦流民怕定高田等加重赋税，多虚报地力；少数趁机占田的豪强，则暗中贿赂官吏，将劣田定低等、良田定中等，妄图逃税。

加之西北地域辽阔，山川阻隔，许多垦荒田地处偏远，官吏往返需数日，清丈效率极为低下，数月间仅完成西安府周边三县的田亩清册，其余府县仍深陷僵局。

更让朱高炽忧心的是军屯与民垦的地界之争。

西北边防军屯由来已久，部分卫所将领借战乱之机，擅自扩大军屯范围，侵占流民垦荒之地。

铁铉巡查兰州府时，竟见卫所士兵驱离垦荒流民，声称该片土地为军屯旧地，而流民手持官府发放的垦荒凭证，双方剑拔弩张。

那些卫所将领以“稳固边防”为由，拒不退让，甚至直言“军屯之事，地方无权干涉”，全然不将新政放在眼里。

如此一来，民垦田亩难以确权，百姓怨声载道，新政的根基都要被动摇。

除了土地问题，民族杂居带来的文化隔阂，也让新法推行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