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煽动案的陪审团组成。他们要求法庭公开陪审员筛选标准，并允许辩方律师对候选名单提出异议。”

温特皱起眉：“律师协会？谁牵头的？”

“亨利·布拉德律师。他是曼彻斯特选区议员乔治·布拉德的兄弟，专门接劳工案件。”

温特知道这个人。激进，难缠，喜欢挑战制度。

“回函说，陪审员筛选依法进行，标准公开透明，无需特别说明。”温特说，“辩方律师可以在开庭时对具体陪审员提出回避申请，但无权干预筛选过程。”

“但布拉德律师说，如果法庭不公开标准，他将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审查。”

温特放下红铅笔，揉了揉太阳穴，他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

“他凭什么申请审查？”

“他说，如果陪审团全部由有产者组成，而被告全是无产者，那么审判的公正性将受到根本性质疑。这违反了‘同等地位的人审判’的法律原则。”

温特冷笑着：“同等地位？法律指的是‘自由人’，不是‘穷人和穷人’。几百年来都是这么执行的。”

“但布拉德律师说，时代变了。1867年改革法案给了部分工人选举权，那么陪审权也应该相应扩展。他说，如果工人有资格选议员，为什么没资格当陪审员？”

温特不耐烦地说：“因为法律没改！法律规定的财产资格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他要改，去找议会，别来烦法庭。”

埃文斯犹豫了一下：“那回函就这么写？”

温特挥挥手：“就这么写。还有，把这份名单抄一份，送给内政部温斯洛普先生过目。就说我们已经‘格外注意’了。”

埃文斯拿起名单副本，退出办公室。

门关上后，温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感到疲倦，还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这起案子，比他预想的更复杂。它不再只是一起法律案件，而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各方势力都在盯着，都想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

政府要展示强硬，反对派要展示同情，激进派要挑战制度。

而法庭，被夹在中间。

温特睁开眼睛，看着桌上那本厚厚的名册。红铅笔的标记像血迹，斑斑点点。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刚当书记官时立下的誓言：“维护司法公正，不分贫富贵贱！”

那时候他真心相信。

现在呢？

他摇摇头，甩开这些无用的思绪。他是法庭的官员，只执行法律，不质疑法律。

法律说陪审员要有财产，他就按财产筛选。至于这是否公正——那不是他的问题。

他重新拿起红铅笔，翻开新的一页。

名册还很厚。工作还得继续。

窗外，伦敦的天空阴沉沉的，又要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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