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的头版在次日刊出了社论，标题是：《出版的责任与欺骗的代价》。

文章一开始只陈述事实——

【理查德·埃弗拉德先生昨日在本报发表声明，指出自己出版《1984》系受柯南·道尔欺骗。

后者以“福尔摩斯”新稿为诱饵，迫使其未审先发。埃弗拉德先生承认失职，但强调其爱国立场从未动摇。】

但最后的结论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关于《1984》的争论，而是把争议的焦点仍然放在“主编失职”上。

【此事暴露了出版业某些环节的脆弱。主编的职责不仅是获取稿源，更是对内容的最后把关。

当一位主编因急于获得畅销作品而放弃审核，他就背叛了读者与行业的信任。

至于欺骗者是否应承担更重责任——这应交由法律裁断。】

但读者们读出的意思完全不同。

咖啡馆里，一个学者放下报纸，对同伴说：“看明白了吗？政府要找替罪羊了。”

同伴压低声音：“埃弗拉德把柯南·道尔卖了。”

“也把索雷尔卖了。说是‘阴谋’。”

“那又怎样？书已经传开了。我昨晚在俱乐部，听人说黑市上《1984》的原版要卖到五镑一本。”

“五镑？疯了吗？”

“就这还不还价！”

“政府越是禁，书就越值钱。这是老道理。”

“对啊，还记得三年前法国的那本禁书吗？《颓废的都市》。”

“我想起来了……那书没写完，我还盼着第二部呢。”

“可不是吗，那一阵在巴黎炒到了20法郎一本！”

“你怎么能把《1984》和《颓废的都市》相提并论呢？”

“也是，那可是莱昂纳尔·索雷尔啊！”

角落里，还有两个年轻人也在讨论。

年轻些的那个说：“我昨天去图书馆，想借《良言》看看，管理员说全被收走了。连索引卡都抽掉了。”

年长些的冷笑：“图书馆？我听说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那本也不见了。连登记本上的借阅记录都涂掉了。”

“他们真怕成这样？”

“你想想——‘OLDLADYISWATCHINGYOU’——要是满街的孩子都对着女王肖像说这个，政府怎么办？”

年轻的那个想了想，笑了：“现在倒好，本来没几个人知道这句话。政府一禁，全英国都知道了。”

这就是禁书的光环！

你越禁止，人们越好奇。你越说它危险，人们越想看看到底有多危险。

而当你开始追查持有者时，恐惧就产生了——但恐惧总会催生反抗。

当然，关于内阁那三份声明与理查德·埃弗拉德的个人声明的讨论也不少。